绝望至死 | 一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精神健康危机

绝望至死 | 一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精神健康危机

2023 年 9 月 1 日·约 19 分钟阅读

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为什么会逆势上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男人为什么一下子少活了七年?经济下行中的中国,又该盯住哪几条曲线?

2015年11月2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了一篇只有六页的论文。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对夫妇: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她的丈夫安格斯·迪顿。三个星期前,迪顿刚刚因为对消费、贫困与福利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论文的核心是一张折线图。图上画着几个富裕国家45岁到54岁人群的死亡率。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所有的线都在往下走。这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常识:人类越来越富,医学越来越好,中年人越来越不容易死。只有一条线在1998年前后掉头向上,那就是美国的非西班牙裔白人。

凯斯和迪顿计算出:如果这群人的死亡率按照1979年到1998年的速度继续下降,那么从1999年到2013年,美国可以少死大约五十万人(Case and Deaton, 2015)。

五十万人,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规模。但这些人不是死于战争,也不是死于瘟疫。死亡率上升的部分,几乎全部来自三类死因:药物过量、自杀,以及酒精引起的肝病。两年后,两位作者给这三类死亡起了一个名字,叫"绝望至死"(Case and Deaton, 2017)。

这个名字后来流传得太广,以至于常常被用得很随便。在中文互联网上,任何一个年轻人的猝死、任何一则中年人跳楼的新闻,都可能被贴上"绝望至死"的标签。所以,这篇文章想讲清楚三件事。

第一,"绝望至死"有具体的内容,它讲的是一个因果故事:一群人在漫长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失去了一整套生活方式,又恰好碰上了廉价、合法、致命的麻醉品。

第二,关于这个故事,学界吵得很凶,吵的是"药"和"穷"各占几成。我会把两边的证据都摆出来,也会把美国之外的两个版本,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金融危机后的日本、韩国,放在一起比较。

第三,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在经济下行的中国,这个故事会不会重演?我的回答是,美国的剧本不会原样照搬,但有几条曲线,值得紧密观察。

1、掉头曲线

凯斯和迪顿2015年的论文,其实还有另一半结论,被媒体的标题淹没了:死得更多的同一群人,活着的时候也过得更糟。他们报告的身体疼痛更多,自评健康更差,日常活动受限的比例更高,心理困扰的指标也在上升,肝功能检测的异常更普遍。死亡率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水面下是一整个人群的慢性痛苦(Case and Deaton, 2015)。

2020年,两人把多年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叫《绝望至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Case and Deaton, 2020)。书里最重要的发现,是把焦点从"美国白人"挪到了"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身上。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里,拥有四年制本科学位的美国人,死亡率继续下降,寿命继续延长;没有本科学位的人,死亡率停滞,甚至上升。

凯斯与迪顿《绝望至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2020)
凯斯与迪顿《绝望至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2020)

三年后,他们用更完整的数据又算了一次。在美国,一个成年人还能活多少年,越来越取决于他有没有本科学位。1992年,有学位和没学位的两群人之间,这个差距大约是2.6年;到2019年,扩大到6.3年;新冠疫情之后的2021年,扩大到8.5年。与此同时,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寿命差距反而在缩小。用两位作者的话说,在美国,学历正在取代种族,成为划分生死的那条线(Case and Deaton, 2023)。

宏观上的后果是惊人的。2015年、2016年、2017年,美国人的出生时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西班牙流感的时候。

在继续往下讲之前,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两件容易混淆的事。

第一,"绝望"是作者给这组死因起的名字,不是测量出来的心理状态。论文里没有任何一张问卷问死者"你绝望吗"。药物过量、自杀、酒精性肝病被归为一类,是因为它们都和长期的痛苦、孤立、成瘾有关,也都在同一群人身上同时上升。这个归类本身就是一种解释。人口学家马斯特斯等人就批评说,把它们捆在一起,会让人误以为三者有同一个病根;实际上,白人中年死亡率上升的主要部分来自药物过量,它的走势更像一场药物流行病,并不像一种在几代人身上逐渐累积的绝望(Masters, Tilstra and Simon, 2018)。

第二,"绝望至死"讲的是死亡率的变化,不是死亡人数的多少。美国中年人最大的杀手,依然是心脏病和癌症。凯斯和迪顿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稳步下降的中年死亡率,被这三类死因生生拽住了;再加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在2010年前后明显放缓,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曲线才出现掉头。

那么,原因何在?

2、药物滥用

第一种解释,叫"供给侧":是药出了问题。

1995年12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了普渡制药公司的一种缓释止痛药,奥施康定。它的主要成分是羟考酮,一种半合成的阿片类药物。

普渡公司在随后几年里发动了医药史上最激进的营销攻势之一:成千上万的医药代表奔走于全国的诊所,带着印有公司标志的帽子、毛绒玩具和优惠券,向医生反复传达一个信息:在医生指导下长期服用阿片类药物,成瘾的风险"低于百分之一"。

这个"百分之一"的出处,是198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封读者来信。

来信只有五句话,讲的是波士顿一个药物监测项目里的住院病人:一万一千多名在住院期间用过麻醉性镇痛药的病人中,只发现了四例成瘾。这和门诊病人长年累月地吃药毫无关系。

2017年,加拿大的几位医生做了一项统计:这封五句话的来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引用了六百多次,七成多的引用者把它当作"阿片类药物成瘾风险很低"的证据,八成以上的引用者根本没有提到它研究的是住院病人(Leung et al., 2017)。

营销之所以奏效,还因为它踩中了一个时代的情绪。

1990年代的美国医学界,正在反思自己长期忽视病人疼痛的传统。

1990年代中期,美国疼痛学会提出把疼痛列为体温、脉搏、呼吸、血压之外的"第五生命体征";随后,退伍军人事务部和负责医院评审的联合委员会都把疼痛评估写进了规范。

医院开始用问卷给病人的疼痛打分,打分的结果又和医院的评级、医生的考核挂钩。在这样的制度里,开出一张强效止痛药的处方,是最快让病人满意、让表格好看的办法。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灾难的起点往往是一个良好的意愿:让病人少受一点苦。

没有人在会议上说"我们来制造一场成瘾流行病吧"。

记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夫后来在《痛苦帝国》一书里,详细记录了普渡公司背后的萨克勒家族如何一边资助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大学,一边在美国各地推销奥施康定(Keefe, 2021)。

和平庸之恶一样。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可以在每一个环节都看起来"合法合规"。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通常把这场灾难分成三波。第一波从1990年代末开始,人们死于处方阿片药。第二波从2010年前后开始,人们死于海洛因。第三波从2013年前后开始,人们死于非法制造的芬太尼。

第一波怎么变成第二波的,有一项研究讲得很清楚。

2010年,普渡公司推出了防滥用配方的新版奥施康定,药片很难再被碾碎吸食或注射。经济学家阿尔珀特等人发现,在原本奥施康定滥用最严重的州,新配方上市之后,海洛因过量致死的增幅也最大(Alpert, Powell and Pacula, 2018)。

一种方式被消灭了,成瘾的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开始寻找更加危险的新方式。

到了第三波,芬太尼的效力是吗啡的五十到一百倍,毒贩把它掺进各种街头毒品里,很多死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吃下了什么。

2007年,普渡公司就虚假宣传认罪,交了罚款;2020年,它第二次认罪。到那个时候,美国每年死于药物过量的人已经超过了九万。

2023年,这个数字大约是十万五千;2024年,回落到七万九千左右,经过年龄调整的死亡率下降了26.2%,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降幅(Garnett and Miniño, 2026)。

为什么会下降,至今没有定论:纳洛酮这类解毒药的普及、非法毒品市场本身的变化、最脆弱的那批人已经死去,都有人提出,也都还在争论。

供给侧解释的力量在于,它能解释美国为什么特殊。欧洲和日本也有去工业化,也有失业,但它们没有一家药厂在十几年里把强效阿片类药物撒遍全国。鲁姆的研究甚至认为,药物环境的变化能够解释美国药物死亡上升的大部分,经济条件只能解释很小的一部分(Ruhm, 2019)。

可是,供给侧解释有一个它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药是撒给所有人的,为什么死的偏偏是这一群人?

3、铁锈地带

第二种解释,叫"需求侧":是生活出了问题。

凯斯和迪顿的回答是,在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身上,发生了一场缓慢的、持续了好几代人的崩塌。

工厂关了,工会散了,稳定的工资和医疗保险没了。接着是婚姻: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的越来越多,孩子越来越多地生在不稳定的家庭里。

再接着是社区和教会:人们不再去礼拜,不再参加任何组织,连保龄球都开始一个人打。一个人的工作、家庭、社区,原本是他生活意义的三大支柱,接连倒塌。

药物成瘾,只是最后一步。

需求侧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一组研究"中国冲击"的论文。

经济学家奥托、多恩和汉森发现,2000年前后,中国制造的商品大量涌入美国,那些原本以生产同类商品为生的美国地方,比如南方的家具业城镇、中西部的零部件厂城镇,就业和工资受到了长期、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远比教科书预想的要持久(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

2019年,他们进一步发现,在受冲击最重的地方,年轻男性的收入下降,"适婚价值"随之下降,结婚率降低,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上升,年轻男性死于药物和酒精的比率也上升了(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9)。2020年,经济学家皮尔斯和肖特用全美三千多个县的数据,研究了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之后的情况,发现受进口竞争冲击越大的县,白人的自杀和药物过量死亡增加得越多(Pierce and Schott, 2020)。

显然,中国的崛起,恰恰是美国"绝望至死"故事里的一章。

2000年代在东莞的流水线上加班的中国工人,和在俄亥俄州失去工作的美国工人,处在同一条产业链的两端。前者的上升和后者的下坠,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需求侧的解释同样有它回答不了的问题。很多受贸易冲击严重的地方,并没有出现死亡率的飙升;很多死亡率飙升的地方,比如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煤矿镇,衰落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几十年就开始了。

凯斯和迪顿自己也强调,贸易只是长期过程中的一环。在他们看来,更深的病根是美国昂贵而低效的医疗体系:雇主为每个员工支付的医保费用越来越高,于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被一点点挤掉,工作岗位被外包、被自动化,最终被取消。

所以,学界目前比较稳妥的共识是:药和穷,缺一不可。没有一群被掏空了生活的人,药厂的营销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死亡;没有廉价易得的阿片类药物,这群人的痛苦大概会以别的方式表达,未必会以几十万条人命为代价。至于两者各占几成,至今仍是一个主流但有争议的问题。

4、从涂尔干到桑德尔

需求侧的故事,如果往深里追问,就会走进社会学最古老的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会觉得活不下去?

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出版了《自杀论》。在他之前,意大利的莫塞利等人已经用统计数据研究过自杀;但涂尔干的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用社会结构来解释一个看似最"个人"的行为,成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涂尔干发现,自杀率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有稳定的差异:新教徒高于天主教徒,未婚者高于已婚者,经济剧烈波动的时期高于平稳的时期。

他的解释是,一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有两种:一种是"整合",他属于某个群体,被某个群体需要;另一种是"规范",社会告诉他该期待什么、该追求什么、该在哪里停下。当整合太薄弱,人就会感到孤立无援;当规范崩溃时,人的欲望就会失去边界,他就会陷入一种涂尔干称为"失范"的状态(Durkheim, 1897/1951)。

一百多年后,凯斯和迪顿讲的,几乎就是涂尔干的故事。失业不只是收入的减少,它还是一个人在社会中位置的消失:你不再被需要,你不再知道自己是谁。婚姻、教会、工会的瓦解,正是涂尔干所说的"整合"的瓦解。

我在初稿里还说,哈佛大学的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开启了"这一讨论的先河。这个说法不准确。桑德尔的书出版于2020年,比凯斯和迪顿的研究晚了好几年,他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上了一层道德哲学的批评(Sande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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