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活的墨尔本市,马来西亚华人是绝对无法被忽视的一个类别。他们既吃苦耐劳、多语言沟通无碍;又因难民签证和非法移民问题,成为被澳洲政府所重点关照的类群[1]。亲陆派与亲台派的两极,也同时广泛出现在了这个特殊人群身上。
马来西亚,在奇葩争艳的东南亚,也有其别具一格的特色。正是在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与历史背景下,它曾一度成为南洋华人的大本营,也成为在人口数量上抛弃华人和被华人抛弃最严重的南洋国家。
01 · 悠悠马来亚

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古印度教即已在当地传播,关于“黄金半岛”及“象牙海湾”(指马来亚半岛与马六甲海峡)的信息,通过希腊帝国远播欧洲,托勒密在其著名的世界地图上,即已标明了该地的存在[2]。
至迟于东汉中前期,已有华人商队在当地建立据点,但其并未像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般,推动建立如印度教或佛教国家的儒教国;此时的马来亚主流文字为梵语,半岛上同时分布了大小至少三十余国,并在公元七世纪至十一世纪间,先后遭到来自柬埔寨和印度帝国的入侵[3]。
从约公元七世纪开始,伴随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唐帝国与法兰克帝国双双达到极盛期,以及东罗马和波斯帝国的百年战争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破坏,大量阿拉伯商人开始由陆路转向水路,试图通过扬州、宁波、泉州等新兴大港,经营唐法商贸[4]。
马六甲海峡因此跃升为国际贸易大港,“室利佛逝”、或言“三佛齐”,是当时对海峡最大港口的称呼,也是统治马来亚半岛、北苏门答腊、西南婆罗洲和西爪哇岛逾七百年的松散海洋帝国的国号[5]。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东亚[6]。

1136年至1179年间在位的吉打国国王慕查法沙一世,成为了马来半岛上首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统治者,他也是吉打王国最后一位印度教君主,他在皈依后改称苏丹慕查法沙,建立吉打苏丹王朝,成为马来半岛上历史最悠久的伊斯兰王国的开国君主[7]。
但与中东依靠军事奴隶制和政教合一,强行由部落迈入国家体制的阿拉伯帝国不同,马来亚的苏丹们早已建立了稳定的国家结构。伊斯兰教作为平衡佛教、印度教和传统宗教的力量,被部分苏丹引入政坛。
但因当地繁盛的泛灵论、传统的印度教和古老的小乘佛教的影响,在马来半岛受到广泛欢迎的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分支——苏非主义[8]。
可颇具戏剧性的是,苏非主义的严苛戒律并未和它的思想共同深入到民众生活中,当地阿拉伯人并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而多是流居的商贸人士,当地也没有形成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政治的土壤,绝大部分马来族群直到今天都无法阅读由阿拉伯语所写就的《古兰经》,对教义的解释也长期受到了马来权力机构的影响[9]。
因此,马来半岛上的伊斯兰教表现得更加包容、也更加缺乏政治影响力。

由马来亚本土统治者所维系的政治平衡,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被打破。
三佛齐衰落后,末罗瑜、满者伯夷、淡马锡、马六甲王国相继诞生,其中后两者与三佛齐同源,并直接造就了今天的新加坡和马六甲。1403年,明朝使臣尹庆(郑和船队则于1405年起多次到访)抵达马六甲王国,王国始向大明称臣纳贡,明成祖朱棣封王授国、下训暹罗。
暹罗(今泰国)忌惮于正步入强盛的明帝国,停止了灭亡马来王国的国策,明朝、日本与欧洲、阿拉伯的贸易往来,随着明皇着允,开始大量途经海峡,马六甲港由此兴荣[10]。
这一事变也终于拉开了中断于元代的,一场再续五百年的轰轰烈烈“下南洋”。
1411年,马六甲王国国王拜里米苏拉进京朝拜明皇,马六甲举国文化松动,有转向明朝之势、华商在马来半岛影响骤增。
华人移民涌入后,因为当时禁止华人女性移民,导致男性移民们出于经济、政治和生活目的等,开始与当地人、印地人广泛通婚,峇峇娘惹人由此诞生[11]。

出于女性移民限制之原因,峇峇娘惹人群迅速做大,他们的出现也标志着马来亚半岛已在人群多元性上早早步入了现代性。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峇峇娘惹人,推动了马来亚政坛趋于更加稳定的平衡。除峇峇娘惹人外,还有华嘉族、福建暹等在地方上有重要影响力的混血人群。
现代峇峇娘惹人仍然包容了马来文化和中华文化,但多数所授为英式教育,人口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尤其是马来文化圈和泰国,其通常对英国更加忠诚和有亲和感,并在新加坡政权内长期兼有大量精英职位。其独特的人群身份,也使其成为当地非马来人群的总体意识形态指标[12]。
颇具风趣的历史幽默是,在拜里米苏拉国王于1414年仙逝前的某年,他于新加坡宣布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了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并于离世前正式建立了马六甲苏丹王朝。其王位传承同样得到了明帝国的应允[13]。
在明帝国庞大市场的庇荫和阿拉伯商业帝国的高效能运转下,同样推行重商主义的马六甲苏丹王朝,在15世纪超越了极盛时期的前朝三佛齐,牢牢把控了整个南洋商道,并与明帝国建立了独立的外交关系。
在这一时期,马来语言及文化的影响力西起马来半岛东至菲律宾,南抵帝汶北达文莱,马来语言文化圈彻底成型,其也成为了一些鼓吹马来帝国的现代马来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迷梦[14]。
在蒙古帝国的后继者们发起了的最后一轮的大扩张中,在北元、帖木儿、东察合台、鞑靼、瓦剌之后,17世纪兴起的准噶尔汗国,彻底阻遏了明王朝重新建立起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几乎完全成为了延续明朝万历中兴到崇祯江南的主要商业驱动力。
墨西哥鹰洋正是主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发生在欧洲的严重通货紧缩导入了明朝市场,直至清代,全球已有约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马六甲海峡流入中国[15]。

在经济上越来越仰仗中国市场和阿拉伯贸易商人的大背景下,寻求政治、经济、地缘和权力世袭相平衡的马来亚诸政权,普遍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教。除巴厘岛是孤立的印度教岛屿群、菲律宾日后受西班牙殖民者影响皈依天主教外,回教已成马来亚文化圈的主流宗教[16]。
马六甲苏丹王朝享国一百零三年,史书称其为马来亚黄金时代,它不仅使马六甲和淡马锡成为了马来文化的中心地带,并且构建了马华印三族融合鼎立,第四文化伊斯兰教主政的政体格局。
马六甲风格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衣着,及其宫廷人士的华丽衔头,也成为了所有马来人的共通标志。马六甲宫廷对马来语赋予极高声望,这门语言最初形成于苏门答腊,在马六甲建国时被带到此地[17]。
它最终成为所有马来国家的官方语言,即使许多地区和族群依然保有地方语言。
当东方草原帝国纵横睥睨之时,西亚的奥斯曼突厥也在其极盛时期彻底阻断了运转千年的东地中海贸易,复国不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受困于击败格拉纳达奈斯尔王朝的巨额国际债务,被迫寻求对外扩张暴力敛财[18]。
在国家资本极度有限的情况下,缺少欧陆道德约束的殖民主义政策受到了两国青睐。在教皇干涉下,西班牙割据西半球,而葡萄牙则开始了在东方世界的撒网式建立殖民据点[19]。

西班牙谋求建立基于大农场制的中央集权帝国,谋求与神圣罗马和新教集团争夺欧陆霸权;葡萄牙则受限于人口与资源,偏安于在国家制度成熟的亚洲,协助各国构建国际贸易网络,竞争对手主要是阿拉伯人。最终,马六甲海峡成为了继好望角之后,被葡萄牙殖民者视为的最重要地理大发现。
1511年7月1日,葡萄牙殖民者集中军事力量,强攻马六甲港一月,最终将其占据;使其成为葡萄牙东方岛链上的大本营,西连果阿东续澳门,牢牢控制着欧亚贸易商道。马六甲苏丹王朝就此湮灭,海洋帝国随之迅速解体;皇室南逃,仍续三佛齐血脉,立柔佛苏丹王国[20]。
此时所解体的诸多国家中,便有日后因石油储藏而闻名于世的华皇苏丹王国文莱,也有如亚齐、霹雳、万丹、日惹、吉打、雪兰莪、苏禄和登嘉楼等。五百年后的马来西亚联邦,则同样致力于重组马六甲苏丹王朝,由此致使半世纪里两度出现国策错误百出、民粹主义盛行、巫族中央集权、宪政保守裂国、政治动荡不安、政坛腐败不堪、国际关系交恶、国内民生衰退的动荡局面。
1570年,出口锡矿和香料的马来群岛引起西班牙帝国和尼德兰商邦的兴味,马尼拉之战后,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极大衰退[21]。西班牙帝国建立了马尼拉-墨西哥的太平洋据点,并开启了欧洲浩荡两百年的寻找南方大陆与洋中群岛的海洋探险运动。

同一时期,英荷联盟对西班牙构成威胁、西班牙在干涉英国内政失败后,其无敌舰队于1588年被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帝国从此极大减缓了扩张的步伐,一场对西班牙帝国持续三百年的蚕食以英荷崛起开始、以美西战争结束。
此时,受葡萄牙严重干涉的马来亚,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柔佛与亚齐的战争绵延,导致了亚齐变得高度依赖伊斯兰教统一国家意识形态;也导致了日后胜出的仰仗殖民者的柔佛,成为了事实上的半殖民地,为马来亚殖民化迈出了第一步[22]。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马来群岛,并与柔佛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最终与柔佛联手击败葡萄牙。在荷兰的支持下,柔佛重新成为了马来亚的主导国家,但该国的殖民化程度更益深重。
马来亚各国无法实际统一的现状,导致其越发依赖于实际掌控着马六甲海峡的荷兰,国家虚弱至不仅被海盗入侵、甚至被海盗入主的亡局[22]。
1699年,与荷兰暧昧百年的柔佛苏丹王国,在布吉海盗的入侵下灭国。三佛齐黄金家族彻底覆灭,享祚千年[23]。

02 · 湖广填四川、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
权力真空的马来亚,成为了待宰的肉俎。荷兰、英国、暹罗,乃至华社都涉入其中。尤其是在18世纪,英清贸易的主要商品,茶叶,对具有防潮作用的锡箔的大量需求,促使马来亚的锡矿加工业日趋繁盛[24]。
而多座金矿的发现,以及马来亚胡椒在欧洲市场的广受欢迎,导致了清代的第一次下南洋运动,此时恰值饥饿的乾隆朝,人口过剩的东南氏族们纷纷给钱遣派,家家户户下南洋、夫妻老少拜妈祖,一时蔚然成风[25]。

下南洋是清代华人四大人口流动之首,除此之外,还有从清初持续至道光年的湖广填四川,清中晚期的走西口和清末的闯关东。它们分别塑造了现代的中国西南、西北和东北文化。在宏大的中国历史中,基于历史地理学视角,伴随漫长的四千年全球变冷,华夏文明不断南迁,中国则不断被胡化[26]。
楚吴越古蜀在进行第一轮华夏文明南传的过程中,南岛语系人群也经历了一场规模恢弘的南迁运动,其构成了现代南岛原住民[27]。
西汉至南北朝时期,以客家等族群的南迁为主,华夏文明越过云贵福广的广袤山脉,在西方学术界被视为南方殖民同化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百越消亡、南迁,越南等地由此兴起汉制国家[28]。
公元879年,唐末黄巢之乱,导致广州府二十二万人口中有十二万人被屠杀。第一次系统性、有计划的下南洋运动,在东南各地兴起,为避乱世成为了下南洋的第一诱因[29]。

唐代东南沿海出现海上丝绸之路,伴随陆上丝绸之路的沙漠化与契丹金国的军事压力下,宋代兴起了历史上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尤其是在南宋灭亡后;1279年,丧失陆权的南宋朝廷将一千余艘战舰捆绑列阵,即使国破家亡,南宋朝政仍战斗至最后一艘军舰,将军少帝、皇朝后宫、十余万军民于兵败后跳海殉国,百里满殇、浮尸月余不散。
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元政府,元廷从此开始了压制、消灭汉文化的弱民运动——中国人的骨气,由此飘散在了南洋。

随后,南宋军民开始了大规模的下南洋,古典中国就此终结、华夏文化也由此开始了一次主动的远播重洋,此次人口散播尤以国家精英知识分子为甚,其甚至推动了多个国家的政治改组[30]。
从高丽、日本到马来、印尼,宋国人分散在了广袤的西太平洋诸岛上,遥遥企盼着郑和下西洋。

此后,明代、清代、民国、现代中国,又先后发生了四次规模各异的下南洋。尤以清代下南洋称著。
1593年,有下南洋的海民偷偷将西班牙菲律宾殖民政府禁止外流的番薯种苗移植福建,当地旱灾时番薯获得了广泛种植。饥荒被遏阻后,番薯种植在徐光启和清代皇室的接连推广中,以及清朝农业税收政策,恶性刺激了人口的极限增长[31]。
而和其它地区不同,拥有强大氏族文化的东南地区,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饥饿盛世里的江南人,在氏族帮助下积极开始了下南洋运动。
在郑和下西洋后,明王朝意识到海外并不存在能够威胁帝国安全的军事力量,相反多为小国友邦。但有限的海外贸易又难以维系帝国海军的庞大花费。因此,明廷开始集中全力在北方进行国防建设,而对东南地区实行更为严格的、基于道德理由的全面海禁。走私、海盗、官商勾结与倭乱等,相继发生到无法被遏阻的程度[32]。

与明代形成的峇峇娘惹人的先祖不同,在清代的下南洋运动中,华人因其规模之大,故得在南洋形成稳定的华社,语言文化及政治传统皆获保留。甚至,一些华社还就此建立了正式的华人国家,最著名者莫过于1777年建立,享国一百零七年的兰芳大统制共和国。而更多的华社,则仅保留了社群组织,和离家者拜妈祖一样、华社的渊源则是准血缘关系的私会党——洪门天地会[33]。
在此次下南洋运动中,华人集中涌入港口城镇、或建立沿海城镇据点,华人人口规模一度接近马来亚半数人口。其专注经商积财的人群特征,促使华人与生活于乡野的马来人形成了鲜明的区隔。
人口少、经济实力强、政治诉求一般的华人们,在当地马来人的历史叙事中,成为了殖民者的帮凶,与荷兰、英国相继勾结,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成为了协助殖民者统治的特殊阶级[34]。
这成为了日后马来文化圈内的民族主义者们,发动激进而暴力的排华运动的历史借口之一。

但在当时,具有强大经济影响力和消费能力的华社市镇,即使是当地的苏丹也无法不被其影响、受其钱贿。这场漫长的下南洋运动,一直持续到了改革开放前期,前后持续两百余年,致使华人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二大种族,也成为了东南亚各国都无法忽视的特殊力量。
事实上,第三次下南洋运动不仅涵盖了整个东南亚,还包括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美洲。客家人进入达尔文、浙福三广人涌入新金山、太平天国残军远渡智利、卖猪仔运动的主要目的地在太平洋铁路的美国西海岸起点与旧金山和秘鲁矿地、后来的一战还有大量华工被迫参战受尽欺凌... ...[35]

契约华工有众多是被强行拐卖,它造成了残酷的人权危机,尤其在黑人买卖市场被英国政府强行取缔后,买卖华工、爱尔兰民工成为了各国当权者的替代选择,殖民地的工业化背后,是厦门鼓浪屿绵延数十里的猪仔馆、澳门最大的猪仔买卖集散地[36]。
是的,今天许多去鼓浪屿和澳门旅行的人,都不知道那些精美建筑物背后,是用多少华工的残酷命运所换来的。
鸦片战争惨败后,从1852到1858年,仅汕头便买卖猪仔四万余人,其中超过八千人在中国大陆启程前即被虐杀致死,并直接弃尸海滩,官民不管、视之弃民、家人惧于收尸受罚[37]。
这成为了清末华人之殇。
日则并肩叠膝而坐晚则交股架足而眠每人只有一尺之地海行却足百日有余上难果腹下难清洁乡里不知人归何处漫长海途舱门紧闭空气窒息疫病横行淡水不足讨水遭打舱口铁栅无故鞭笞意在警告徐图镇压时人惧称海上地狱
截至上世纪中期,持续一百多年的“卖猪仔”运动,使超过一千多万人乘坐这样的船只下南洋[36]。

而当欧洲列强于17世纪涌入丰盈的南岛时,当地富庶的华社旋即招致屠杀,部分华社国家相继灭亡、朝代更迭、丧失独立。1603年,无敌舰队战败后的西班牙,大规模劫掠重建帝国军队仍是他们的主要国策。而明朝万历年间朝政所主持的海外勘察黄金矿地之活动,又引起了当地殖民者的深深忧虑。
因此,西班牙殖民者在皈依天主教的土著人和日本侨民的协助下,最终决定在中秋节次日的菲律宾马尼拉,屠杀超两万五千余名华人,财产全部充公。此后一百年间,西班牙殖民政府针对当地华人的大规模屠杀又先后发生五次,这最终使吕宋淡出了下南洋者的视野[37]。
18世纪,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在荷兰人的治理下成为了大型港口和蔗糖出产地,荷兰殖民当局与华人的紧密合作吸引了众多脱离了菲律宾的华人[38]。但在1740年,制糖工业导致巴达维亚的环境卫生变得极为糟糕,荷兰殖民当局不得不最终决定大规模限制制糖业、大量华人失业。
经济萎靡导致殖民当局对华人的剥削变得骤然严峻,谣言四起、华社就此决定起义,最终一万多华人被荷兰殖民者屠杀。此次血灾同样发生在了10月9日的中秋。上万尸体被扔进了华人们亲自挖掘的水渠、绵绵数日,从那以后,这里被称作了“红溪”[39]。

令人深感荒唐的是,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乾隆皇帝,都没有谴责殖民者。前者还有一时的龙颜震怒,后者干脆直接表达荷兰人干得好、抛弃祖宗坟茔者与盗贼无异。南洋来的衣锦还乡者,多数被关押、杖刑、发配、充公、遣返,在帝国伦理道德中,这些人是拒绝帝国教化的叛民。可即便如此,诸多华人仍然尽力选择回乡[40]。
出海即海盗,远行即叛民,归乡即汉奸。
甚至在明帝国亦甚荒诞的是,为消灭一支携家带口的海洋武装商队,帝国曾亲派官员前往马尼拉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勾结,对定居于吕宋岛的贫苦海商们发起了剿灭行动,勾兑方案则是帝国就此为西班牙敞开通商[41]。
从此,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对南洋华人的轻视,达到不可一世的水平。
直到在大清首位驻外使官郭嵩焘的推动下,清帝国开始在英美日新等地设立领事馆,并首先在新加坡发行了清帝国臣民护照。海外华人首次以正式身份获得保护[42]。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南京政府迅速达成一致,积极干涉了印尼泗水荷兰殖民当局对华民众庆祝民国成立的镇压暴行,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提出正式要求,是为历史首次[43]。
而在民国成立的前夜,南洋共有二十九名战士参加了广州起义百人敢死队,作为黄花岗义士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首次踏上故国土地的年轻人[44]。

而在抗日战争中,从1938年10月至新加坡被占领,南洋华侨总会召集八百万南洋华人平均每月筹款七百万银元资助抗战,甚至有原本廉洁的艺人,决定以卖身为国筹款[45]。
在菲律宾,一百余名华人青年回国从军,他们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大湖保卫战主力。民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近四分之三,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都是华侨子弟[46]。
日军侵占广州后,国家命脉,滇缅公路上的机工,是由十五批共计三千一百九十二名华侨所组成。最终有一千余人死于公路之上,四百余人返回家乡,其它人前往中国大陆继续参加抗战;2022年10月29日,全部机工已离世[47]。
除他们以外,厦门大学次任校长、推动中国英文教育事业的林文庆,亦是新加坡华侨。此外,慈禧太后聘请的槟城华侨张弼士,袁世凯聘请的槟城华侨伍连德医生[48][49]。
前者创立了驰名世界的张裕葡萄酒,并推动了中国首个农业工商部的建立,且在南京举办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劝业会”,鼓舞了南洋华人归国投资;伍连德则在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天,于东北阻止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场大瘟疫,他不仅由此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医学卫生制度,并且间接保住了中国的东北主权、避免了日俄借口瘟疫的侵占。
颇为讽刺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出于道德传统拒绝了伍连德的解剖实验,最终被解剖的尸体是一个日本女人。之后,伍连德于1935年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是为首位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之华人。
更多的,则是没有被记录的南洋华人的捐赠、投资,他们带回的一套衣服、一本书、一门语言、一种生活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的乡土社会。他们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卫生、教育、国际贸易事业的迅速进步,这里也因此而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数千万南洋华人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91]。

时间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半叶,在日本东南亚殖民计划中,日军仅于马来亚即大屠杀有数万(“肃清”大检证的遇难人数,常见估计为数万至十万上下)华人;驻印尼日军在投降前捕杀华人工商界和知识界精英2000余人[50]。
日本撤军后,东南亚发生了一系列的本土社会排华事件。包括和大陆意识形态相同的高棉被屠华人,在20-30万之巨。
甚至在印尼,持续超过四十年规定使用华文亦成非法,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期间,华人共死伤3500人,失踪1631人,财产损失计荷币5.3亿盾。
从1959年开始,在军事干预下的系统性排华法案,横扫印尼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领域、各阶层,最终酿成了现代社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排华惨案;史称“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其尤其针对于当地的华社、华校、印共、妇联组织。
期间新加坡樟宜机场24小时不间断开放营救、美国军舰撤离三千余华人、台湾当局派出民间敢死队撤离一千余人、中国政府未采取实际撤侨措施[51][52]。
大屠杀发生后的1967年,印尼苏哈托任总统通过在英美支持下的军事政变上台,印尼全面倒向西方与中国断交,规定对中国的称呼全面统一为“支那”。苏哈托政权期间,在军方授意下,印尼各地的反华骚乱此起彼伏。1985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起大小不一的排华流血事件[53]。
例如: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进入90年代,印尼排华事件呈越演越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有5起,1995年16起,1996年达到27起。
1994年4月,因棉兰罢工潮引发的排华暴乱就持续了10天之久,共有4名华商被杀害,数十名华人受伤,2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被抢被毁,52家工厂停业,财产损失高达16亿盾。
1998年,印尼爆发“黑色五月暴动”,持续三天的排华运动震惊了世纪末的世界[54]。
超过1,000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大部分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遭到枪杀。一位政府官员称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
不过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破坏。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直到2008年,苏哈托因病去世,印尼才真正结束了反华统治。

数据统计显示,“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期间,最少有50万人被屠杀,至多达300万人,超过60万人被捕入狱;自此中文书刊、报纸被列为和毒品同级别的审查物,在海关、市政部门等,对其进行严查和禁止逾四十年;秘密华文教育在当地华人资助下开始流行,但绝大多数印尼华人已完全不懂中文、华语。
时至今日,虽然印尼政府反复要求华人重建被毁建筑,但仍有大量被毁建筑至今保持原样,其拥有者宁可放弃黄金地段,也坚决维护着这段残酷的历史记忆[36]。
除此以外,1967年缅甸排华,八十万华人沦为二等国民缅北陷入动乱;1977年越南排华运动,超150万华人罹难,华文教育被彻底摧毁;1979、2014年,越南又发生两次排华运动[55][56]。
南洋,既成了财富的天堂,也成了血泪的海疆。渴望祖国的强大,变为了永别故土的南洋华人们的百年迷梦。
为推动满清改革与革命的流亡者们,同样以南洋作为了政治大本营。日后的辛亥革命、北伐运动、抗日战争,其经济、军事、舆论支持,亦多来自南洋。这里策变了现代中国,也一度成为中国先锋思想的心脏。
百日维新元老,清朝进士黄乃裳先生,便在被慈禧太后通缉后前往砂劳越的诗巫,他亲自翻译了《美国史略》,在英国支持下与当地土族签订了晚清以降的第一份平等条约,从福建等地引入千余名开垦者,仿照美国西进运动,开发出了现代诗巫[57]。

当老大的帝国愈发迟暮,四万万国民的脖颈上,是习惯的锁链、血缘的锁链、文化的锁链。而南洋,仿佛是自由,艰辛而又未知的可能性,它永远在吸引着无数吃不饱饭的、受够了的人前往。
可以想象,在通往南洋的航道上,进行的是怎样轰轰烈烈的人口大迁徙,他们当中,有做贸易的商人、破产的农民、勤劳的手艺人、逃亡的士兵、落榜的秀才,他们更是怀揣着梦想的建设者。
他们比大陆人更早地融入了现代化的国际体系,也因此而缺席了三场内战、一场抗战与毛泽东时代的二十九场政治运动,因而保留了和断脉的大陆华人所相迥异的中华文脉;但在数不清的排华运动中,太多南洋华人又已永久丢失了故根。
清末民国下南洋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930年代,直到大萧条和日本侵略将其阻断。此时马来亚人口比例也趋于稳定,马来人人口比例占49%,华人38%,印度人11%;随着马来出生人口持续增长,华印人口出生率下降、对外移民增加。
到2023年,大马国家统计局公布大马公民总人口为3040万人,其中有70.1%是土著,比2022年的69.9%高出0.2%。而这0.2%源自于华裔人口比例下降,即从2022年的22.8%下降至22.6%。至于印裔人口和其他族群,皆维持在6.6%和0.7%[58]。

03 · 动荡马来亚
1786年,英国租借吉打苏丹王国槟城,1821年吉打苏丹王国因泰国出兵而灭国;1795年,拿破仑帝国与英国的缠斗渐入高潮,为免马六甲海峡落入法国舰队之手,英国软硬兼施从荷兰手中置换了马六甲海峡二十年;1819年,新柔佛苏丹王国割让新加坡予英国,1824年荷兰永久放弃马六甲。
英国由此实现了对马来半岛南部的实权统治,泰国的扩张被迫不断加速,这导致马来亚苏丹们更加积极地倒向英国,英国在马来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世纪中后期,马来苏丹成为了英国的忠实盟友、马来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半殖民地国家[59]。
英荷协定塑造了现代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地缘格局,一条分界线出现在了马六甲海峡之上,持续至今。1826年,马来亚南方被英国正式掌控,建立最终由伦敦直属的海峡殖民地。1862年,英国与泰国划定边界线,马来西亚北方终战。
在19世纪里,英国与各国苏丹签订协议,以总督的方式协助其主理国政,但仍保护其王室地位。英国的干涉避免了马来亚彻底灭亡的命运、并直接推动了马来亚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建立稳定的工业产业及贸易体系。
英国从此正式开始了对完整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他们的语言、文化,开始成为马来亚的主导力量。除了政治制度和教育层面上,荷兰人和英国人嗜糖的文化,也造就了今天马来西亚庞大的糖业与世界第二高的肥胖率[60]。
而英国人也间接促成了马来亚饮食文化的诞生,这一能够同时满足各方人士口味的美食,从此驰名世界。

1896年,在英国的长期推动下,彭亨、雪兰莪、霹雳与森美兰合组为马来联邦,接受英国保护,事实上是进一步放弃集体主权。1909年,泰国与英国再订协议,向英国割让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与丁加奴。
此四州于1914年与柔佛合并建立“马来属邦”,配套建立了第一个马来联邦议会,由各苏丹联合主政。1927年议会改组,苏丹们退出了实权舞台[3]。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今天的东马来西亚进行干涉,砂劳越在英国与美国的支持下崛起,并最终选择割让主权予英国。沙巴则被英国商人殖民,文莱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1910年,英国对现代马来西亚的统治已成型。
伴随日美西扩、俄国衰落和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英国对马六甲海峡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帝国直接接手了海峡殖民地的全部权力,并将该地民众全部纳为帝国国民。而马来联邦相对偏本土化,马来属邦则更具独立性。
马来亚的幸运之处,在于其是唯一一个,英国主动推动其建立完整国家而非促使其陷入分裂动荡的地区,帝国需要这里必须保持稳定、完整与延续,以维持帝国在海峡的长期的、彻底的、最重要的影响力。帝国对海峡殖民地尤其青睐,视如己出,为日后的新加坡崛起提供了极为必要的助力。
马来亚的另一个幸运之处,则在于其殖民者不是推崇掠夺主义或中央威权制度的欧陆国家,而是注重经济利益和在地统治的海洋帝国。这种文化不仅使英帝国避免了日后其它殖民帝国崩溃后的残酷衰败,也使其始终深刻影响着坐拥黄金海道的马来亚——这里的实权精英们一度只会拥有两所大学的文凭,牛津或剑桥[61]。

实际上,英国并非没有刻意制造分裂。为避免共产主义对马来亚的控制,母国成为共产主义大国的华人社会受到了英国殖民者们的忌惮[62]。此时,马来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宗教复苏运动合流,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的大背景下,顺应着全球第三次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建立起了罕见的高度保守的选举制民族宗教国家。
事实上,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起源于1942年至1945年间的日据时期[63]。
长期受英国殖民的马来亚、印尼和受英国压制的泰国,纷纷接纳了日本。尤其是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们,为鼓励其协助日本抵抗盟国,日本向其灌输了统一的历史文化、极端民族主义观念和大东亚共荣思想,并教育其以抵抗皇军的中国为耻。
华人在日据时期的所受待遇一落千丈,这为日后的马华冲突埋下伏笔。
不过,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和烈度远强于英国的破坏性殖民政策,对马来亚原本稳定的社会产生了剧烈冲击,社会上下在三年半里一致抵御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

日本撤军不久,兴奋的马来人已经萌生了国族意识,他们欢迎英国人的回归,并要求其协助马来人建立独立、自由的国家。
此时英国国家破产,凯恩斯在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博弈中落败,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顺势登台,其政策要求英国执行全球战略收缩,撤出东亚成为其案上要事。但中国内战打乱了整个东南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南洋华人分为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共产党的两派,其间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64]。
而长期接受英国教育的马来亚又极度抵触共产主义,马来内战因此一触即发。
在二战中成长起来的马来亚共产党是当时马来半岛上最大的武装力量,新当权的马来精英们希望与英国合作与之战斗。英国担心为二战做出重大贡献的马共坐大,最终将其列为非法政党。这直接导致了马共的武装起义。
在数次冲突中,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制造了轰动马来亚的惨案,其中的华人士兵们更是频频登上报纸头条,殖民地的统治者们以强化负面形象丑化了马来亚的前抗日军队[65]。
最终,基于种族主义、阶级矛盾、地缘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内战,已成定局。
在此之前,还有另一个问题深刻困扰着南洋诸国。在1907年,荷兰殖民者勒令荷属印度尼西亚华侨全体改入殖民地籍。
为了护侨,清政府在1909年对抗性地通过了《大清国籍条例》。当时,荷兰殖民者奉行出生地原则,即以个人的出生地点来确定国籍,而清政府则奉行血统主义,即以亲子关系来确定国籍,故承认“双重国籍”。其后,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政府的相关规定,继续承认“双重国籍”,这一影响延续到了如今的台湾地区[66]。
到了1946年,印尼政府颁布《公民法和居住法》,沿袭了荷兰的原则。后来又规定,两年内不声明脱离中国籍的华侨,即“被动地”成为印尼公民。其他新独立的南亚次大陆的民族国家,也多是奉行此原则。于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是干涉还是不干涉印尼排华,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1954年,印尼即将举行大选,华侨的国籍问题成为其考量的核心议题。当时,苏加诺委托尼赫鲁向毛泽东问候,其中就涉及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毛泽东间接回答说,华侨问题“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
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么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解决华侨国籍的另一个推力是亚非会议,对于处于外交封锁的新中国而言,这次会议是跻身国际舞台的机遇,但如果没有大会发起国和举办国印尼的邀请,新中国与会将阻碍重重。
而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双方交往和外交折冲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最终,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签订了解决华侨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海外华侨在一人一国籍的原则下,自愿选籍。签约之后,周恩来对华侨团体解释说,“过去中国弱,那时虽也存在着‘双重国籍’问题,但没有人拿这个来制造国际间的纠纷。
正在载入全文…
逃离马来亚 | 从下南洋到大马华人流散史
Angelo Wong

留言
留言、点赞、回复使用字渡帐号:免费注册字渡后就能参与,名字和头像与字渡相同。
读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