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华人区的列车匆匆地打碎了晨光,丘陵延绵至遥远的国家公园,一条条若丝带般悠扬的县级公路上,零散地播撒着一辆辆的私家车。
这是我第二次阅读完它,本是为了查阅各类事实,以梳理思路,但感触却并未变得更加深刻。
时代的无奈,那份深深的沉重感,即使我居于如此远离故国的偏远热土,也会被压地喘不过气来。
百年屈辱,造就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中国,那登峰造极的合法性。
无人恋战,大家一心想好好搞建设。
此后的二十九场政治运动,令这种合法性遭遇了巨大的危机;而经济改革,则又一次为其赋予了无以复加的民意支持。
在这一看似必然的大背景下,更多的是无数个未被考量到的偶然因素。
有太多的知识,国民被迫地茫然接纳。
横扫毛时代的,一是政治斗争,二是中苏交恶,三是人口的地理、年龄结构的激烈变化。
首先,新中国一开始并非是我们记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赫鲁晓夫的上台,导致启动备战里的中国,完全倒向了这条战时经济模式的道路;其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宏观计划经济和全面的计划政治体制,从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的尝试,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东北、西北、西南的人口,早已在大量回流,但当地政府,却仍然维持着其存在,并进行着非常缓慢的地方合并,而非如欧美般人口一旦外流,城市便会迅速衰败、撤市、分解、重组。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政府,皆在追随资本而进行演化;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的目的,高于资本的目的。
最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即已展开,但毛尊崇于苏联式人口计划,鼓励过度生育,日后则演变为备战的大战略之一。
期间,马寅初所推动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激进人口增长计划,将远超中国的粮食生产增长速度,尤其是此后的天灾人祸,证明了马寅初希望调整毛的人口政策的正当性。
此后的邓时代,总体上人口增长得到了抑制,但进行了过度压抑人口增长的江时代,使中国错失了再次恢复维持人口总数稳定的可能性。
1960年,中苏始交恶,国家当自强。
核武计划“五九六工程”、“两弹一星”空天铁幕和边疆大开发计划,接连应案,前两者涉及全国性军事重构;最后者的结果,则是引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仅十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团,前后即涉及两千万人,占比超过当时中国城市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是和平年代,人类历史上目前最大规模的,人口自城市向农村回流的政治运动。
1969年,珍宝岛事件如一股暗流,横扫世界政坛的悄声细语;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全民皆兵的政令传达到了红色中国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勃列日涅夫的百万大军亦陈兵中苏、中蒙边境,战争的铁幕,已完全笼罩了整个东北亚;“三线建设”与中日、中美相联合,当势在必行。
“三线建设”,其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极为深远,乃至奠定了未来世界的格局。
它的目标,是从前日本占领区的东北、华北,和前苏联占领区的新疆等地,全面南迁核心工业,远离中苏边境;其次,是将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业,以军事分布为前提,分散向三线及以下城市,这在实际上,促成了多个职能平行的军事、工业区。
它意味着,即使苏联摧毁了我们的一个军事-工业区,只要政治中心还在,其它军事-工业区将可以实现极为快速的重组。
若非再临崖山役,中国当可得长存。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对南方的地质大勘探,亦被提为要案,从速得行。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规模恢弘的大迁徙中,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紧随其上,公路、铁路的广泛兴建,为二十年后中国强大的物流能力奠定了基础;南方水电、通信网络也得以更加快速地建设。
而中国北方,则进入了“备战备荒”的大时代,那个墨蓝色与军绿色所构成的社会图景,就此渗透各处,逾二十载。
能够实现这一切的,只可能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大政府”。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苏联“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阴影下——中国的“计划经济”只会变得越来越激进。
1982年,令人深感惋惜的安德罗波夫主席的上台,以及他注重于将克格勃乃至军队,应用于苏联国内的大规模反腐败案中——如,直接促成苏联经济解体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深刻影响了苏联曾经的帝国主义国策,中国也才能够明确到:中苏战争大概率不会发生、中国国内均衡的经济建设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中国的变化要早于苏联。
1976年,对于太多中国的普罗大众来说,犹如是天塌下来了般的梦魇。
时代的滚滚车轮,在那一年,似乎突然停滞了下来,从天安门到唐山,万相同泣,好若1919年的“大韩三一民运”般,地震,在变得越发剧烈。
高阁垂裳调鼎时,可怜天下有微词。
覆舟水是苍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
这场被内地学界直呼其为“两年徘徊”的短暂时代,实则是极其危险的时刻。
“三线建设”,给予了地方上巨大的军事-经济权,这种权力,在文革中被不断强化。
也正是在文革的动荡中,1976年,政治中心的迅速弱化,令地方上形成了多个军事-经济-政治团体,其时,步步紧要、事事当心,稍有不慎、国家解体。
一代自知实力不济的过渡者的大义,一代强有力的老派领袖的意志。
令中国开启了此后的一路狂奔。
改革政经双行,持续二十年轰轰烈烈的下岗大潮,横扫了曾为对抗苏维埃帝国主义,而已经习惯了吃国家饭的中年人。
也正是在这个波诡云谲的七十年代,巴西、印度、东亚四小龙、马来西亚、泰国、南非、东欧,皆在推行大规模的改革。
但过早实现了民主选举的巴西和印度,前者的国企改革在工人的选票和无法“断奶”的大农场主们所控制下的国有企业的反对浪潮中,连续推翻了两任改革派总统;后者,则因中央权势过于衰微,举国政令不通却选票平等,大邦缠斗小邦牺牲,难以维系一个强而有力的市场的大背景下,陷入了1962年战争失败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东欧,却是在走向民主时,被苏联军队生生地打断。
至于其它四者,皆和英美关系密切,其国内在政治稳定且中央力量强大的前提下,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的技术工人的培养双管齐下,令它们的市场早已做好了准备。
第四次全球性产业转移(第一次由英法到德美,第二次由德美到苏日,第三次由苏日到苏联加盟国及东亚四小龙和马来西亚、泰国),终于是从这些地区转移向了南非和——中国。
如果不是巴西和印度过早的政治成熟,社会主义中国将很难有机会承接起规模如此庞大的国际制造业转移。
更加令中国占尽优势的——是国际资本转移。
东亚四小龙及马来西亚的华人们,虽然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巨量财富,但是,他们的所在国市场实在太小;相比之下,一个由中央为其开路、地方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前国企所遗留下的完整工厂,以及分散全国的规模庞大的专业制造业工人,和早早建立起来的四通八达的国家交通网络,且国家稳定、同宗同源的中国,一旦为他们敞开了怀抱,五千多万海外华人的巨额投资,便会迅速涌入中国。
这其中的相当多的资本,最终流向了乡镇企业。
八十年代,中国数量至为恢弘的乡镇企业,替代了曾经分散来的国有企业的市场生态位,也吸收了上亿的乡镇劳工,为农民的工业化做好了准备。
历经此后十年的专业培养,当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工业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转型,以为更进一步的市场开放的时候,中国已经储备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产业覆盖近乎完整的制造业工人群体,且是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物流运输极为发达的超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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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
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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