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商道 · 第2篇
1999年1月9日,年逾七旬的褚时健被以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认定的贪污数额是一百七十四万美元。
宣判的消息传开,舆论却出奇地分裂。一边说罪有应得,另一边则替他算了另一笔账:从1979年接手玉溪卷烟厂,到把它做成亚洲第一的红塔集团,他为国家创造的利税数以百亿计,而他本人十八年的合法收入,加起来大约只有八十八万元。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出事以后,接任的红塔掌门人,年薪定在了一百万元。
一道缺口
我认为,褚时健案里最值得每一位经营者咀嚼的,是这道缺口: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和他能够合法拿到的回报,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这道缺口,在当年的国有企业里由体制造成;放在今天的私营企业里,则常常由吝啬的老板造成。
许多华人家族企业里都有类似的一幕:老板把最要紧的采购、销售交给一位老伙计,工资却几十年不涨,老伙计于是在回扣上动脑筋,老板发现以后勃然大怒,两人反目成仇。两百多年前的晋商票号,正是为了堵住这道缺口,才让掌柜凭“身股”参与分红,把掌柜的私心,变成了掌柜的干劲(见《商贾之术》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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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八十八万元与一百七十四万美元
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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