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 中国性革命(1912 - 2000)

常识 | 中国性革命(1912 - 2000)

2021 年 2 月 1 日·约 31 分钟阅读

中国性平权运动参与者所应必须了解之常识

中国性革命 · 重塑家庭(1912~1985)

01 · 婚姻革命(中华民国时期、港澳台地区)

壹.

中华民国 南京与重庆国民政府

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上搜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一夫一妻制”词条,会发现千篇一律的如下内容:

“尽管在1912年时,民国元年曾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由于社会动荡,军阀林立,形同虚设… …”

笔者大致浏览十余网页,未经考证,但可确认相关资料基本是互相抄来模去,未见源头。其中最具影响力者,或应为百度百科。[1][3]

经查证,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虽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其中并没有明确标明“一夫一妻制”五字或类似内容,且其于之后衍生之法律上,虽不提“妾”字,却有关于嫡子、庶子、奸生子等规定。暗承妾制。[2] [3]

这种情况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亲属法》,才得以结束。即,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之后的历次民律草案中,对“妾制”都是暧昧不清,而直到《约法》颁布18年后,才正式于法律《亲属法》上被明确废除。[2]

“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认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无庸以法典及单行法特为规定。至其子女之地位,例如遗产继承问题,及亲属结婚限制问题等,凡非婚生子女,均与婚生子女同,已于各该问题分别规定,固无须另行解决也。”

——《民法亲属编先决各点审查意见书》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1930年

可有意思的是,《亲属法》并不涉及罪罚与刑责。即,《中华民国民法》在法条上已无“妾”的名称和字样,也删除了历次民律草案中的“嫡子”、“庶子”之名称,但对纳妾行为是否应以单行法规或在刑法中予以行政、刑事处罚,事后并无下文。[4]

从1930年到1949年蒋伪政权逃亡台湾的19年间,民国政府再未立任何一法明言妾事。

这一情况持续到了什么时候呢?

贰.

中华台北 台湾当局

1985年,台湾地区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解放思潮席卷各界。在逐渐松动的台湾当局的威权体制下,中华台北颁布新《民法》。[5]

  • 民法第985條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
  • 同法第988條進一步規定:「結婚違反第985條規定者,無效。」
  • 刑法第237條也規定:「有配偶而重為婚姻或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婚者亦同。」

另,重婚在1985年前规定为需撤销前婚,但若各方选择接受,则可属“善意重婚”,当局不干涉民众意愿;而到了1985年《亲属法》修订后,重婚中的前婚被规定为无效婚姻,当局介入旧家庭关系。[6][7]

叁.

中华台北 日据时期

1895-1945年间,为日据时期。1896年4月,日本殖民地政府于台湾依《明治民法》颁布《日本民法》,[8]其中明确规定,允许纳妾。[9]

夫的納妾行為並非妻得訴請離婚的事由,夫與妻以外之女性發生性關係也必須在確定受刑事處罰之際,妻始得以之爲由請求裁判離婚。

——《明治民法》第813條 第二、三款

综上,台湾自古至1985年,纳妾行为一直合法。

肆.

满清余音 港英与澳葡殖民地当局

中华民国 南京与重庆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在最初都采用了满清政府于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10]和1911年颁布的《大清民律草案》[11]。

施行至民国十八年十月(1929年)以降,《中华民国民法》公布后,清法废止。由此,《大清现行刑律》与《大清民律草案》实为民国以来之实质民法。

而港英与澳葡殖民地当局则都选择执行《大清律例》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大清律例》是满清政府根据明朝的《大明律》为蓝本,再加以修改,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修订,最后获得乾隆皇鉴定,正式成为「刊布中外,永远遵行」的清朝基本法典。[12]

1842年,香港被割讓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中英雙邊簽署的條約中規定,香港華人仍按當地習慣的《大清律例》治理。在上世紀7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着手將所有參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編寫成文法。與此同時,也利用合適的法例來取代過時的舊法,直到1971年後才完全廢止《大清律例》。至於澳門也是一樣,葡萄牙於1887年12 月1日與大清國簽訂《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議事亭藏書樓所藏1888年出版的《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內容中,有條例註明澳門華人犯法,按特定《大清律例》懲處。香港完全廢止《大清律例》後,澳葡政府也隨之廢除相關的清律例。[13][14]

—— 澳门公共图书馆 “古籍”词条

在《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之一》的第一百零二条 第一及第三款中有规定[15](为免措辞修订之紊乱,笔者未对原文作标符之隔):

第一款 凡将妻妾受财立约出典验日暂雇与人为妻妾者本夫杖八十典雇女者父杖六十妇女不坐;第三款 将妻妾作姊妹及将亲女并姊妹嫁卖与人作妻妾使女名色骗财之后设词托故公然领去者照诓骗例治罪若瞰起程中途聚众行凶邀抢人财者除实犯死罪外馀俱发近边充军媒人同谋邀抢者罪同若仅止知情媒合并未同谋邀抢照将妻妾作姊妹嫁人律减一等杖九十不知者不坐。

——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之一》的第一百零二条

《大清律例》明确了对“妾”的承认。而港英与澳葡殖民地当局将《大清律例》执行至1971年香港《婚姻制度改革条例》通过。

且在1971年后,两地新法均规定不要求1971年前已一夫多妻者强制转变为一夫一妻。这与台湾并不相同。[16][17]

故,妇孺皆知,澳门爱国赌王何鸿燊便有四房太太。这是历史的余音。

二. · 婚姻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历史与政治原因,该部分实际将讲到的内容,会仅涉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之地区。

壹.

红色根据地 妇女解放运动

中共妇女政策的激进性,集中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主张男女平等引向消除男女性别差异,特别是主张消解社会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其次是由保障妇女婚姻自主权引向推动妇女走出家庭,特别是鼓励妇女承担家庭以外的社会角色。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共产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发源于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妇女政策”。恩格斯认为:

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性别分工中男性掌握着“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女性“被排除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妇女解放“只有依靠大工业生产才能办到”。“把性别关系置于劳动分工和生产关系的结构中来看,妇女解放需要消除以家庭为边界的公私劳动的区别。”[18]

俄国与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党贯彻执行了恩格斯的理论思想,将之上升为基本国策。即,“实行自由离婚的法律”,通过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等事业,减少和消除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把妇女从家庭琐务中解放出来”。[19]

中共建党后不久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近乎于苏俄妇女政策之翻版。其中不乏极端思想: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主张妇女“与男子毫无区别”,要获得“完全平等的权利”,“根本解除妇女家庭的奴隶地位”。[20]

——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建立局部政权后,将主张落实为实际措施,“立法保障妇女与男子享有同样的土地分配权利,发动妇女承担与男性一样的农业生产责任,废除了童养媳和包办婚姻,推行婚姻自由”。[21]

在此之后,无论是在哪一个根据地,基本上都在推行“消除男女差异”的政策。[22]

但该政策有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直接忽略了男女实际上必然存在的生理与心理差异;二是消除差别的标准是以男性已有标准为标准,导致女性必须要表现得像男性一样。

这使得一方面,追求“铁娘子”的思潮开始出现,另一方面,阴柔的性格在男女、尤其在男性中被强烈压抑。

贰.

全国性妇女解放运动之肇始

1949年,中国大陆东中部地区基本结束了解放战争。

同年,北京颁布《共同纲领》,据其《第一章 总纲》第六条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9日

中国并没有经历西方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女性权利解放运动和平权运动,《共同纲领》就像是一个礼物,在一夜之间于法理上实现了“中国的妇女解放”。

与中华民国政府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强大的强制执行力。紧随《共同纲领》颁布的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首部法律——《婚姻法》。[23]

作为“新中国第一法”,解放妇女的国家意志在各民主党派内显得尤为迫切。释放中国半数人口的生产力、获得中国半数人口的支持、落实共产主义的思想等目标,让《婚姻法》的积极颁布里增添了大量极为务实的政治色彩。

《婚姻法》伴随国家公权力快速地向社区生活渗透,很快便触及了中国最隐秘、最复杂,也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基石——家庭。

剧烈的冲突迅速在已解放地区的各个角落炸裂开来。大量女性要求离婚、要求参与工作等,这导致她们与社区环境中诸多保守的男性或女性爆发了冲突。[24]

在《婚姻法》颁布实施的最初两三年里,由于舆论宣传上的临时性与突击性、婚姻法文本本身的不足、组织的缺位等原因,致使广大乡村民众普遍将婚姻法误读为“离婚法”与“妇女法”,并导致了大量的自杀与被杀现象。

——《“离婚法”与“妇女法”: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民众对婚姻法的误读》

这里出现的问题便是,公权力虽然在快速渗透向家庭,但国家宣传机器及相关组织部门,并没能很好地向执行国家意志的基层干部和接受国家意志的普通民众宣传及提供组织建设。[25]

同一时期的镇反、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政治与社会运动接连不断,《婚姻法》的落实情况逐渐陷入混乱。

这便是,权利到位了,执行权利的方法论和落实权利的执行办法,没有到位。

作为反传统的《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没有获得包括乡村干部在内的基层民众广泛支持,而且遭到了普遍的误解,婚姻法被误读为“离婚法”、“妇女法”,由此进一步导致了大量的自杀与被杀现象。[24]

问题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呢?

据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的估计,整个中南区(其时辖区在今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境内)在1950年5月后的一年之内,因婚姻问题被害和自杀的超过了一万人。而自婚姻法颁布以后至1952年底,华东地区(其时辖区在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台湾境内)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男女共11500余人。全国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在七八万人左右。[26][27][28]

剧烈的社会危机正在酝酿,中共中央及中央法制委员会因此作出了一系列更加宽容的举措,以缓和社会危机。

叁.

隐秘的历史—鲜有人知的时代

这些宽容的举措包括:

将封建婚姻制度与过去形成的婚姻事实分开,强调实行婚姻法并不是提倡离婚:

中共中央、政务院在关于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过去的婚姻即使不合婚姻法的规定,只要当事人不提出离婚的坚决要求,谁也不应当去干涉他们,强迫他们离婚”;“对于大量的既成的包办买卖婚姻及因婚姻不自由而造成的家庭不和睦现象,基本上应采取批评教育、提高觉悟、改善与巩固夫妇关系的办法”。[29][30]

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过去的重婚纳妾和童养媳也是一种婚姻事实,因而一概不予追究。

在1953年12月,中央法制委员会在回复有关咨询时还指出,婚姻法公布后的重婚纳妾行为,如发生在1953年3月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之前,各级人民法院一般应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之后的类似行为,经群众检举告发后,也应具体分析案情,做不同的处理,不能一概予以刑事处分;而对发生在尚未进行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地区的,仍以教育为主。[31]

理解、宽容婚外性行为,把婚姻自由重新解释为主要是结婚自由,限制离婚诉求:

婚姻法颁布后出现的男女性关系方面的混乱,被归咎于封建婚姻制度下的婚姻不自由,“特别是离婚不自由,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32]

由此,性自由披上了婚姻自由的“合法”外衣,离婚自由成为解决这种混乱关系的最好办法。而实际上,婚外性关系不仅与传统道德水火不容,一旦暴露,则在家庭内引起纠纷,家门外各级干部也往往直接干涉,如扣押、吊打、公审、开会斗争和其他的公开侮辱;而且由此导致的离婚更是对家庭另一方的双重打击。

*注:基于当时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和结婚所需的巨额费用,加上婚姻法对于妇女离婚带产的规定,离婚对于男性的打击比女性更为致命,因为几乎所有婚姻的形成都是以男方财产的付出为基础的。[24]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指示中强调,贯彻婚姻法运动“绝不要把问题扩大到一般的男女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去”;“对一般人民群众应以进行婚姻法的宣传为限”,对干部执行婚姻法情况的检查,也“不应牵入到这些干部的个人婚姻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同时,有关领导在讲话中对婚姻自由作了新的解释,即强调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两方面……主要的一面还是结婚自由”。[33]

这意味着离婚不再受到鼓励,而更加强调离婚诉求中的调解程序。事实上,自此以后,尤其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对于有争议的离婚请求,法庭一般全都驳回,而着力于‘调解和好’”。[34]

肆.

家庭的瓦解

有关文革时期家庭瓦解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接下来的文章《中国性革命·文革余声(1966~2000)》。

03 · 两岸三地《婚姻法》之差异所致人口之变迁

当时间到了1985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日渐苏醒,香港与澳门的殖民政府为延续母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而于两地回归前努力发展经济,台湾在民主政治革命中正在拥抱经济崛起。

大陆的《婚姻法》没有明确限制婚外性关系,但党内纪委组织会严查党员生活作风问题。[35]

香港与澳门允许1971年前的一夫多妻制之延存,并决议于各领域均不干涉个人婚外性关系,权贵阶层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行动空间。

台湾于1985年后明确表示禁止一夫多妻制与婚外性关系。

因两岸三地的法律长期不互通,导致大量跨地域特殊性行为的出现。

比如深圳的“香港二奶村”[36]、大量港澳台人在大陆的“重婚”[37]等。以及港澳的一夫多妻制文化被一夫一妻及婚外性关系文化所取代,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由此诞生。

后记

笔者长期为有关“性议题”的争议所烦扰。

互联网乃至现实生活中,四处充斥着对“异派”的指责。

这一议题与“贫富议题”“官民议题”“中外议题”共同成为了中国四大议题。

但其中的批评、抨击意见多,建设性意见少。这与投票权的关联性并不大,拥有普适投票权的直选国家,如法国、韩国、俄罗斯等,其社会议题中同样饱含互相指责之意味。建设性意见和理性的讨论常常会被埋没。

这种互联网的普遍语境,给互联网本身以及互联网的使用者带来了极为糟糕的结果。

我强烈反对在网络上大量地输出情绪、将诸多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行为。

中国,两岸三地,都没有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平权运动,港澳受西方影响颇深,西方平权主义思潮于当地有较广传播;而台湾则是受日美影响颇深,加之与陆港关系之复杂,其社会思潮处于混沌之中,平权议题未得泛议。

要定义中国的田园女权和田园男权的边界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导致了人们只需要给对方扣帽子即可。无需考虑事件的发展过程、个人经历之影响等。

我非常反感给人扣帽子的行为,但出现这样普遍的社会争议,又让人不得不去思考,我们的社会议题究竟是怎么了?

平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并不是一回事,MeToo运动和女权运动也不是一回事。但由于两场运动的核心群体又都以女性为主,导致人们产生了大量错觉,误认为平权运动和MeToo运动是女权运动的一部分。

平权是指每一个自然人的基本人权与基本社会权利得到其他自然人的尊重。

在中国大陆的冲突则往往表现为集体主义道德与个人主义自由间的冲突。比如,我们的传统集体主义是排斥同性恋的,但WHO已经宣布同性恋是自然结果,属天性。

目前,我们在行政上是不干预同性恋关系的,但在道德上,很多地区和群体还是有明显的排斥同性恋的行为。同性恋能否进入官僚体系?能否进入合法企业?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便是平权问题。

男女者可于众人前自由地牵手与接吻,两男或两女可以吗?

MeToo运动是指说出自己被性骚扰的故事,呼吁社会拒绝性骚扰。

人们有种普遍的错觉,是认为女性才是主要被性骚扰的群体。但实际上,男性被性骚扰的可能性同样非常大。[38]笔者便在青幼时期曾被性骚扰,好在危机尚未发生时便有家人朋友相救。

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只要头像“不那么显得男性”,便会有人私信各种骚扰信息。而当我的头像显得比较男性的时候,同样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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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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