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为什么需要争吵?

互联网为什么需要争吵?

2023 年 1 月 1 日·约 9 分钟阅读

孤独的时代里,越清晰的“他们”才能越发证明“我们”的存在

还记得小时候邻居两家吵架,吵到动情处,不禁互相馈赠头发与牙齿印。

历史上因为争吵而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故事层出不穷,在各类斗争叙事的参与者看来,自己往往都扮演着理性正义的角色,对方则是糊涂乃至无知、邪恶的。但是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是这类历史事件的远距离观察者,而是时刻的观众与参与者。

作为有强迫症的学院派,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原问题进行了模糊假定,其并没有明确是什么“争论”,这意味着任何答主都可以树立一个似乎已经获得大家认同的模糊目标,以进行批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极为危险的依托于“建构假想批判对象”的政治行为,与网络上“树个靶子开始攻击”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认为专业人士应避免这样的做法。[1]

当我们作为观众观看一场争吵时,和看电视里的辩论唯一的不同之处,是我们随时可以从观众变成演员。这是一场比过往时代更为复杂的互动。答主中多是批评这些争论可笑之处的,但实际上仍然是在扮演争论中的一方:另一方是认为互联网上的争论并不可笑。因而我决定从观察者视角而非批判者视角再做些补充。当我遇到一场争吵时,我会先反问自己几个问题:

  1. 我愿不愿意成为这场争吵的目标受众?
  2. 我是不是看见自己认为低智或SX的内容就抵触?
  3. 我是否会根据少量信息以我的刻板印象补全争吵者画像?
  4. 类似争吵的价值是否应当被否定?

01 · “我”是谁?

我是否应当观摩这场争论?我又应以何种角色对其展开观察?

“受众”一词最早出现于1938年,原是研究《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广播剧所造成的“火星人入侵地球恐慌”的产物。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却已是妇孺皆知的词汇。网络世界的扁平化,导致所有人不仅是观众,同时也成为了“广播者”和Ta人的被动受众。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会成为任何人、任何事件的见证者。[2]

村口大妈们扯闲篇你会每天积极参与吗?两小儿辩日时我们若是在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网络上的争吵我们都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见证吗?

但问题恰在于,许多时候,互联网的观众们并不会以“我”的身份代入其中进行观察,而是以“我们”的身份进行代入。这会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它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思想结构:当作为个体的你我看待一个议题时,我们或许并不是不自觉地代入了某种我们认可的角色群体中,而是首先发现了“他们”。“我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他们”。

这个时代的常见群体标签:左派与右派、传统与现代、富裕与贫穷、父权与平权、地域与国别。矛盾普遍依附于权利的不均衡而存在,而互联网却鲜有地提供了权利均衡的表达空间。在现实世界中,中科院的顶级科学家很难和三年级辍学生吵起来,但在网路上,被骂到退网的专家却比比皆是。这让我想起了陈丹青的一段话:

至少在网上,年轻人现在蛮凶的,因为其实他们很弱,他们在很多领域无法说话,所以在某些问题上,他们非常凶… …年轻人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得做点事情,所谓小范围的惊世骇俗,让别人注意你、骂你这样子。

罗大佑也表达过“历史上没有比当代年轻人更愤怒的一代了”这样的观点。

当互联网上充满争吵时,我不由得想问,为什么由年轻世代所主导的世界如此撕裂?

我想起了对社会学有革命性影响的学者吉登斯,在现代主义哲学崩溃的前夕,就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提出了“自我的四个困境”:联合相对于分裂、无力感相对于占有、权威相对于不确定性、个人相对于商品化。[3]

这一预言早已照进现实。

我由此开始担忧一个问题,即互联网上的任何争吵间应当存在一种共性,这里允许了现实文明秩序的崩溃与重构,我们一旦参与其中,属于我们在文明社会中的角色将被同样解构。任何一场互联网上的争吵都是不完整的,而信息的高度不完整性,意味着任何参与者都需要依赖想象去进行信息补全。这就会导致,没有一场网络上的争吵不是在和想象中的敌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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