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 | 18世纪前德国地缘政治概况

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 | 18世纪前德国地缘政治概况

2019 年 7 月 1 日·约 10 分钟阅读

只知道一个国家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国家——李普塞特

长期以来,德国令我困惑。

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普鲁士的兴起,纳粹的扩张,以及欧元区宣布以德国马克作为基础货币发行欧元。当德国政策不再以占有欧洲的土地作为首要目标,而是将以占有欧洲的经济作为首要目标时,我们发现德国从未放弃使欧洲成为“德国的欧洲”。无论是以条顿骑士团为基础建立的普鲁士帝国军队,或是辉煌灿烂的哲学、艺术、科学成就,都在德裔人的努力下,达到了登峰造极。

为理解这个中欧大国缘何能够自形成以来,历经数次亡国大战,却千年未倒,仍历久弥新,我开始翻阅史料,从地缘政治、思想哲学、语言结构、国家战略、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数个方向入手,至今已耗时两年。现尝试将自己积累的信息进行整合,对德国现象逐一进行解剖,以理解,何为“德国的欧洲”。

本文作为第一篇,主要内容是介绍德国地缘政治的早期历史。

公元八百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利奥三世称查理曼为“罗马人的皇帝”。[1]帝国建立多年后,常年的对外征战与内部冲突消耗着这个从建国伊始就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帝国的新统治者为强调帝国的感召力,逐渐形成了“神圣罗马帝国”(一般以962年奥托一世加冕为起点,“神圣罗马帝国”这一称号到12至13世纪才出现,帝国于1806年解体)。继承人们不再坚持、实际上几乎也未曾有能力坚持梵蒂冈教会的“基督教世界”计划①,他们将稳固自己在中欧的政权视为其核心利益。

16世纪,哈布斯堡君主查理(公元1500~1558)崛起,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统治着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北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国东部、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以及美洲大部的广阔领土。[2]然而领土的愈发庞大注定着帝国运转愈发地困难,查理无法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又无法阻止新教在欧洲的蔓延,终于在1555年,签署《奥格斯堡协议》,承认了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又允许其他附庸国君主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神圣罗马帝国的精神支柱由此垮塌。[3]

几百年来,新教徒一直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菲利普亲王②打扮成宽宏慷慨的英雄,而实际上,亲王只希望黑森家族(与普鲁士王室霍亨索伦家族并非同一家族,后者源自施瓦本)能够取代自古以来便掌着权的世敌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及奥匈帝国皇室)。[4]在新教领袖马丁·路德于维滕贝格万圣教堂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后,被梵蒂冈教廷当做“奶牛一样”压榨的北德——在“赎罪券”制度中苦苦挣扎的莱茵地区的贵族及普通农民们,积极选择利用或皈依新教,以公开与梵蒂冈教廷对抗;从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北部疆域全部沦陷为新教的土地。天主教迅速丧失了对北欧的控制,欧洲自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以来,第二次进入完全的大分裂。[5]

《九十五条论纲》,又名《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拉丁文: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
梵蒂冈教廷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也最具权威的中介,他们一直在做着人与神之间的生意。

—— Angelo Wong

当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于1095年,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为了让十字军战士加强其宗教信仰,教皇宣布所有参军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赎罪券”以通过天主教的“功德库”来减免罪罚。[6]

赎罪券

16世纪初的教皇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出身佛罗伦萨豪门美第奇家族(本名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奢靡成风的教皇为兴建圣彼得大教堂,将“赎罪券”包装为商品一样的通货,由各地教会强行兜售于西欧、北欧地区。这场令天主教廷与东正教廷都感到不合理的闹剧,尤其引发了严重分裂的莱茵地区集体性的激烈反抗。在长期的搜刮下,莱茵地区被戏称为“教皇的奶牛”。当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这一“信耶稣得永生”的“不需要购买赎罪券”的信仰传入北德意志地区后[7],包括普鲁士(当时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在内的各地民众迅速传播这一全新思想,从而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新教运动。③

当大而不倒的神圣罗马帝国政权内部的波西米亚与奥地利地区因为帝国宗教所属问题而陷入“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时候,法国首任首辅大臣,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年9月9日-1642年12月4日)枢机主教,登上历史舞台。他在1624~1642年任职,他为国王的下任继承人,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帝国的迅速扩张奠定政治经济基础,也为法国后世四百年之国家战略制定了最必要的目标——分裂中欧。[8]

奉行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黎塞留[9]虽出身天主教,亦在老牌天主教帝国法兰西帝国内任职最高首脑,但他仍清楚地知道法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一个统一的中欧帝国——随时可能急速扩张吞并法国的怪兽,因而遏制哈布斯堡王朝成为重中之重的国策。即使法国国王一直有“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的称号,仍不妨碍法国逐渐公开支持新教运动。[10]在战争后期,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和瑞典原则上同意召开一次会议,时间到了1648年10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一系列停战和约的签订正式奠定了欧洲新格局——均势。[11]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三年后,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他在书中写道:

至于从通常被称为“万国公法”的法律角度审视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我在此无须多言,因为万国公法和自然法则本是一回事。个人享有确保人身安全的权利,同样,各国也享有保证本国公民安全的权利。

根据霍布斯的理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他阐述的社会契约只适用于一国境内,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主权把秩序强加在各国之上——教皇及教会的权力被各主权国家所认可的法律限制了起来。[12]从而为中欧各独立的较弱小公国建立了国际性法律保障,并获得了不受教会控制的地方治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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