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 | 人种优越论

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 | 人种优越论

2020 年 8 月 1 日·约 22 分钟阅读

人,难道天生就有,高低贵贱?

“人种优越论”,这五个字会让你想到什么?奴隶贸易?纳粹?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呐喊?

曾经的我常误以为纳粹是“人种优越论”的关键及核心。

直到半个月前的一天,当我在查阅人脑演化的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庞杂却不为世人所关注的学科——刑法学中的“犯罪人类学派”。

这一发现使我得以重构整个20世纪上半叶遍布全球的种族主义优越论。

重构的过程令我猛然意识到,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帝国,抑或者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帝国等,都曾深受该学派所意外衍生的“优生学”理论之影响。

从而间接于四十年代将全球性民族主义迫害运动推到了最巅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遍布全世界的种族主义集中营和不间断的对犹太人、中国人、波兰人、美洲有色人种等等的大屠杀、大规模迫害运动等。

在当时自诩唯物主义科学继承者的各国列强看来,他们是被科学所承认的“优等人种”:

01 · “犯罪程度与前额叶发育不完全程度呈正比”

标题中的这一说法源自1870年12月意大利刑法学家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的发现,对于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该发现有力地间接证实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正确性。

龙勃罗梭是意大利军医。1870年12月,意大利处于地中海气候中阴雨频繁的时期,在帕维亚(Pavia)监狱,龙勃罗梭对70多岁但仍行如兽猿、身若轻燕的大盗维莱拉(Giuseppe Villella)进行解剖。

当他打开维莱拉的头颅时,震惊地发现此人头颅枕骨部位有明显的凹陷,位置如同低等动物一般,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蚓部(vermis)肥大”;龙勃罗梭在震惊之余意识到:

“[...] like a large plain beneath an infinite horizon, the problem of the nature of the delinquent was illuminated which reproduced in our ti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man right down to the carnivores.”[1]

——(现代人)犯罪的原因就在于原始人和低等动物的特征必然要在我们当代重新繁衍。[2]

龙勃罗梭更进一步地对比了五个月大人类胎儿中完全规则的三叶小脑、狐猴脑和维莱拉的大脑结构,最终指出维莱拉存在“返祖倾向”,或者说,是“遗存了原始人的特征”;

受19世纪晚期大量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不同方向研究之影响,龙勃罗梭进一步推断出维莱拉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原始人类”。[3]

在龙勃罗梭的著作《犯罪人论》(Criminal Man)中,他指出:

“原始人是天生犯罪人的原型。在原始人类中,犯罪是一种常态,因此犯罪人并非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而只是一种特殊的人种,他们是人类的亚种,犯罪人就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原始人”。[4]In the beginning, primitive people had no concept of crime and therefore none of the punishment to protect society. They not only recognized the legitimacy of revenge but considered it a duty; these acts of vendetta constituted the first stage of punishment. [5]

——《Criminal Man》Page 183

龙勃罗梭进而认为天生犯罪人具有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特征:

其一,天生犯罪人在生理上,往往具有扁平的额头,头脑突出,眉骨隆起,眼窝深陷,巨大的颌骨,颊骨同耸;齿列不齐,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耳朵,头骨及脸左右不均,斜眼,指头多畸形,体毛不足等。

其二,在精神上,他们往往痛觉缺失,视觉敏锐;性别特征不明显;极度懒惰,没有羞耻感和怜悯心,病态的虚荣心和易被激怒;迷信,喜欢纹身,惯于用手势表达意思等。[6]

图2-1-1.Composite Photographs, Galtonian Method; Editors' note: Lombroso used Galton's method of composite photography to try to define criminal types. By superimposing photographs of criminal skulls, he claimed to have identified the typical cranial anomalies of murders (no. I),highwaymen (no. 2), swindlers and thieves (no. 4),and criminals in general (nos. 3 and 5). Source: Lombroso, L'uomo delinquente, edition 4. (Criminal Man, p232.)

根据当时流行的遗传理论,龙勃罗梭推测犯罪行为属于遗传与变异的表征结果,即“犯罪行为可遗传后代”。[7]

虽然在龙勃罗梭晚年时他在其晚期著作中明显地减小了“基因遗传对犯罪行为影响的程度”,而承认环境对人也会产生巨大影响。但龙勃罗梭在当时也依旧认为使犯罪产生的“堕落”,也是一种变异。[8]

自龙勃罗梭提出“天生犯罪人”理论开始,传统刑法学就遭受了根本性冲击。

传统刑法学认为人的犯罪行为是“自由意志”的结果,人们自由选择是否进行犯罪行为。但根据龙勃罗梭的观点,很多犯罪人的行为可能源自所谓的“本能行为”,而非“现代人类的自由意志”。[9]

龙勃罗梭将“天生犯罪人”理论最终总结如下:

“Born criminals, programmed to do harm, are atavistic reproductions of not only savage men but also the most ferocious carnivores and rodents. This discovery should not make us more compassionate toward born criminals (as some claim),but rather should shield us from pity, for these beasts are members of not our species but the species of bloodthirsty beasts”.

(Lombroso 2006e, cited under Major Works, p. 348).

生来就注定作恶的“天生犯罪人”不仅是原始人的野蛮复制品,也是最凶猛的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的野蛮复制品。但这一发现不应使我们对天生的罪犯更富有同情心(如某些主张所述),而应使我们不再怜悯他们,因为这些野兽不是我们人类的成员,而是嗜血野兽的后代”。

—— 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

对于刑法学,龙勃罗梭的研究结果实际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他首次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刑法领域,并开始从关注犯罪行为转为犯罪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虽然龙勃罗梭所开创的刑事人类学派只是一个过渡学派,但他却给其后的刑事社会学派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刑事社会学派也恰恰是站在龙勃罗梭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高更远。

——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罗翔教授

虽然龙勃罗梭的理论在法国和英国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

比如法国的亚历山大·拉卡萨涅(Alexandre Lacassagne, 1843-1924年,曾为遭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法国总统卡诺验尸),他主张个人生物学倾向与社会环境同为犯罪行为的重要诱因。[10]

而英国的查尔斯·巴克曼·戈林(Charles Buckman Goring,1870–1919年)则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对罪犯表征进行了统计学分析,最终认为龙勃罗梭的理论存在重大缺陷。[11]

但戈林的调查报告,比龙勃罗梭的“重大发现”,晚了整整43年,龙勃罗梭于报告发布前4年便已溘然长逝;而在报告发布仅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此之后,所谓的科学争议,将彻底迷失在接下来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

龙勃罗梭在他的余生中还提出了如“左撇子可能与犯罪有关”的理论,该理论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左撇子、神经退行性疾病与酒精中毒的关系”,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一直在进行,并开始关注“左撇子与精神疾病和自身免疫疾病的关系”。[12]

龙勃罗梭亦认为纹身与堕落和犯罪行为存在某种关联,他所寻找的纹身与某些行为症状的聚集性表现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后,在今天被归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一个研究方向。[13]

龙勃罗梭本人一生同情底层社会,这一心理与他的学说形成了永久性的冲突,或许也曾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当个人的学术理论变为一门学科时,它的创始者便再也无法控制学科的走向。

大量在“天生犯罪人”理论下学习的意大利法学生们渐渐步入社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建设当中。

在19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很多时候,被告的相貌比证人的证词还要能够影响法律的决策。由此可见龙勃罗梭学派在意大利的影响之大。[14]

龙勃罗梭学派的继承者们成长在一个意大利国运衰微的时代。

此时的日不落帝国紧握着全球海洋贸易;俄罗斯帝国则在维也纳会议后独步欧亚大陆;时人眼中法国的共和制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奥斯曼帝国则仍然威胁着东地中海的控制权。

中欧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让日耳曼民族看到了强盛的可能;而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的意大利,却是在军阀割据、封国战乱时代,勉强将罗马城维持在风雨飘摇之中。

意大利的有识之士们开始不断地思考、争论,寻找国家的出路。

他们引领起一场场的社会革命,试图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寻找到后代能够和平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可能。

02 · 迷失的科学——早期“优生学”

在意大利学术界的争论下,龙勃罗梭的研究很快便直接超出了法学的理论范畴,而上升为对人类社会组成成分的解构。

依据他的理论,时人开始思考“谁属于最现代的人类?”“而谁又是最原始的人类?”

由于全球性殖民主义而已经在欧洲甚嚣尘上四百余年的“白色人种优越论”从此找到了所谓“科学的”理论依据。

由龙勃罗梭重构的刑法学所衍生出的社会思潮成功适应了意大利的政治环境,它最终牢牢盘踞于南欧,并开始向其他欧洲国家传播该思想——

不久后的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有目的地刻意结合该学科的部分内容与意大利的政治环境,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超社会理论——法西斯(Fascismo,此处采用意大利语)。[15]

法西斯理论在法理上的合法性,正是“天生犯罪人”理论所衍生出的“优生学”,提供相关合法性论述的,则是龙勃罗梭学派的继承者们。

法西斯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的意大利,之后迅速传播至欧洲全境,成为当时与国家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中东欧社会主义运动等重要欧洲理论所并驾齐驱的国际思想,并最终远播日本,为二战埋下伏笔。

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即在二战爆发前,法西斯思想(含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一直都被视为是一种相对极端但依旧是众多社会改革思想之一的社会思潮,并不完全被非法西斯主义国家所强烈反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根据“天生犯罪人”理论推演出“人为干预下的社会发展之可能”。

该推演的结果,即是“早期优生学”(一般该学科被称为“优生学”,即“Eugenics”,笔者在此处为区别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现代优生学”而将之别称为“早期优生学”)。

其实伴随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早在1883年,英国“优生学”领袖,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即提出了“优生学”理论(“Eugenics”)。

在其1869年的著作《遗传的天赋》(Hereditary Genius)中,他便已经主张“人类的才能是可以遗传的”。[16]

该主张与龙勃罗梭的“人类的犯罪倾向是可以遗传的”实际上同出一辙。

“人类的优劣之行为皆可遗传”的论调在学术界迅速掀起热潮,尤其自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的“遗传定律”在二十世纪初(自1900年始)被世人重新发现并被广为传播后,“优生学”的影响开始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战原本是一场世界资源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列强间的战争,但它所带来的全球性动荡是当时的人们所从未见过的。

对战争的反思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引发了不同的影响,但达到泛欧洲的对战争的反思思潮,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和“早期优生学”。

两种政治思想与一种“科学”思想——三者的本质目的都是净化社会构成,清除异己者,重塑国家权力。

人类文明三大寓言之一的《美丽新世界》(另两则寓言分别是《1984》和《我们》,即BraveNew World, NineteenEighty-Four,和Мы三大反乌托邦文学),便是其作者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年)在“优生学”社会思潮的长期影响下,于一战后二战前的黄金时代——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创作的。

其内容即是“优生学”的在人类社会实现应用的极端猜想。

现代文学评论家和传媒业学者往往会将《美丽新世界》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年)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做比较研究。

但实际上,该书的关键社会背景是“优生学”思潮遍布大西洋两岸,而非成书数十年后流行美国的电视娱乐文化——

我们总是将太多这个时代的东西赋予在过往时代的艺术作品之上,从而对前人的作品往往变得似懂非懂,但对自己的理念却由此而更加深信不疑。

科学的研究经过一群别有心机者或不谙科学者的所谓“科普”后,带有了诸多成见。

在那个信息还极度依赖印刷纸张和权威论调的时代,上至帝国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优生学”产生了刻板而错误的印象。

这些非学术的思想不断地在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将“优生学”引向极端方向。

优生学家终于不再谴责经济和社会体制本身,而是谴责那些不幸的人,认为他们是天生没有能力适应现代社会的人;

因此,优生学被可悲地打上了遗传学的烙印,也成为了“基因的奴隶”。优生学包括两种倾向,一是积极地改良人类品种,二是消极地淘汰劣等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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