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文明 | 世界篇 · 合集

气候与文明

气候与文明 | 世界篇 · 合集

2020 年 7 月 2 日·约 57 分钟阅读

东西方政治模式之起源

本文作于2020年07月,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Angelo的常识。

01 · “不成熟的政治”

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方模式”,通常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发展模式,其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讨论最多的莫过于政治、经济和教育。

本文将主要集中在政治模式上进行讨论,辅以经济与教育的资料。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他著作中对他的祖国,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有种无法抑制的担忧。[1]

韦伯认为,经济上高速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严重的“政治不成熟”——过于注重眼前利益,缺乏强大的文化底蕴和软实力。

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担忧为后世历史所证明,德国两次战败,第二次便是由于德意志统治阶层对工人阶级的过度压制,最终导致德国走向极端。

比较而言,欧洲的另一个新兴国家,俄罗斯帝国,及后来承其衣钵的前苏联,则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不成熟”,以土地和看得到的“控制”为目标,展现出了极度的扩张欲望,却无法与新占领的土地建立强大的认同感并同化当地文化。

02 · 小冰期与帝国的命运

在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二百余年内,全球强震发生频繁,其它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很集中,如瘟疫流行,低温冻害严重,(这一历史阶段)被称为小冰期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太阳黑子蒙德极小值时期,太阳活动处于低值状态,有人把它看作是小冰期气候产生的原因。

——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杨学祥

这一时期,同样正是罗斯大公国(“莫斯科大公国”代称,俄罗斯帝国前身)向东方竭力进行扩张的阶段。

由于全球持续转冷,在中国早早引发了安史之乱,之后丝绸之路由于沙化逐渐废弃,截止宋代,北方路上丝绸之路已近乎无实际用武之地;宋朝因而选择利用南唐和南汉逐渐积累下的航海技术及经验,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并利用自蜀楚古国时代建立的西南路上丝绸之路,将商贸体系完全南移,从而逐渐放弃北方的传统商贸体系。[2]

全球变冷亦引发蒙古帝国的竭力扩张,由于蒙古人适应相应的环境,及蒙古战马同样对这样的自然环境颇为习惯;加之全球性寒冷导致大量农耕文明迅速走向衰落、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因全球气候转冷而遭到严重破坏,蒙古军队必须向外寻找新的根据地,其军队最终势如破竹,横扫欧亚大陆。[3]

图2-1-1.1300年以后元朝及其汗国的大致版图。其中西亚深灰色部分为后来后蒙古势力建立的帖木儿帝国

但当蒙古扩张到极致却并无充足的经验治理各地时,帝国的分裂与瓦解同样是迅速的。

03 · 皮毛需求与圈地运动

欧洲在经受住蒙古军队和黑死病的打击后,开始缓慢恢复。此时环境的寒冷刺激欧洲对皮毛和棉的需求。[4]

罗斯大公国在中西欧对保暖材质物的巨大市场诱惑下,开始了毫不犹豫的东扩,他们在跨过欧洲进入亚洲时,正当明朝摧毁瓦剌帝国,蒙古全面衰落时期;罗斯大公国的扩张略早于西欧的全球殖民扩张。[5]

俄罗斯帝国建立时,其领导层认为,东方与南方新获得的土地,皆为殖民地,而非平等的国土。[6]

这为俄罗斯帝国与前苏联日后的瓦解埋下了伏笔——不平等的区域政治地位,共享同一个地理实体,必然会导致地理实体在政治上的内部不团结——该经验日后也为中国民族政策所关注。

很多人将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归结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或欧洲的宗教战争;但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对皮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英国在12世纪出现了取代“敞田制”①的圈地运动,彼时主要目的是为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起来,加以更充分的利用;这一趋势自英国逐渐扩展向全欧罗巴大陆。

在14至15世纪,欧洲中西部农奴制走向解体,圈地运动则愈演愈烈——而在东欧以东正教为中心的斯拉夫人聚居地,农奴制并未解体,而是与中西欧在美洲、大洋洲的奴隶制相并存。

根源可视为东欧比西欧提前获得了大片“殖民地”,莫斯科以东的绝大部分区域都在为东欧提供对应于非洲和波利尼西亚提供给美洲与大洋洲的奴隶——来自乌拉尔山以东的农奴们已提前于西欧的奴隶制,取代了十三世纪及之前东欧的原有农奴群体——这或为彼得大帝及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大规模扩张积攒了实力。

大量的土地被贵族阶层占领,在市场需求刺激下,原本的产粮田转变为畜牧农场。土地的主要生产力由此转向羊毛生产。欧洲的羊毛生产技术也因此开始了高速发展;欧洲在这一时期羊毛产量剧增,以供应市场对皮毛的巨大需求,大资产阶层诞生,新兴资本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7]

没有任何形式的制造业,会对中世纪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比那些用各种羊毛生产布料的工业更大的影响。

——《剑桥西方纺织品历史》John H. Munro

在贸易最活跃的1250年至1350年,“羊毛贸易一直是英国中世纪经济的支柱和推动力”。

——《英国羊毛市场》AdrianR. Bell,Chris Brooks,Paul R.Dryburgh

保暖商品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下,欧洲大部分民众陷入了无法购买充足羊毛的困境,民间金属货币短缺出现,资本向产业中上游集中。[8]

在罗马的基督徒时代,帝国共有相当于18亿美元的金属货币在流通,到了15世纪末,(欧洲的)金属货币流通量只剩下了2亿美元。历史表明,没有任何灾难性的变化能够与罗马帝国坠入黑暗的中世纪相比。

——《美联储主席全传》

寒冷环境导致北方可耕种土地萎缩,商贸业衰微,人口大量南移,北方新教与南方天主教间的冲突开始激化。

04 · 白银!白银!

失去土地的流民大量涌向城市,他们为大航海时代提供了基础的人口,这些人未来将以冒险者的身份,探索全世界的财富;而他们当中的另一批,则为工业革命,早早准备好了有生力量。

以西班牙为第一梯队的殖民扩张发现了大量白银(1500年前后),白银货币迅速流入欧洲与亚洲,欧洲陷入通货紧缩,基础物价暴跌,但社会财富却仍因贵族对殖民地的垄断和大资本对产业的垄断而持续向上流动,欧洲最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应对措施;恰恰相反,欧洲各国间由于财富差距拉大,战争频度与烈度迅速增加——新教与天主教的矛盾继续激化。[9]

同一时期的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则颁布“一条鞭法”,将白银货币本位作为国家商业贸易基础,弱化铜币的市场流通,进而通过将“铜本位”让位“银本位”的制度改革,避免了白银货币溢出当时的市场承载力。

“张居正改革”(1573-1582)最终促成“万历中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由此成功阻止了中国将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10]

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生产了大约10万至13万吨的白银;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区输出了大约80%以上,这些白银的近一半流入了中国。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白银作为货币可以平衡贸易,同时,从白银与黄金的世界比价看,白银的价格在中国大大高于欧洲,作为特殊商品的白银可以被从欧洲贱买而到中国贵卖,从中套利。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早期近代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明朝的灭亡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也同当时中国白银输入的减少甚至外流有直接的关系。

——《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韩琦

05 · 宗教割裂下的欧洲

此时,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伊斯兰教与东正教的冲突,均走向极端,整个环地中海、北海及波罗的海都陷入巨大动荡之中。

英国即是在这一国际环境下,发生了英国内战(1642-1651),此时欧洲三十年战争②(1618-1648)正入高潮。英格兰(并不代表大不列颠)早在1534年即颁布《至尊法案》,宣布脱离天主教会。

法国则自1562年至1598年持续陷入新教与天主教的内战之中,最终亨利四世于1593年宣布退出新教重归天主教,借此重新统一法国,宗教信仰让位于政治利益的转变开始显现,欧洲的务实精神开始上升为地域领袖的政治首选。

自1624年法国铁血首相黎塞留上任后,为阻止中欧发展为巨型国家而威胁法国国家利益,及打破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及神圣同盟前身)建立的对法军事包围圈,法兰西王国开始尝试秘密肢解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天主教附庸地区——资助尼德兰独立,推动建立“莱茵同盟”,提供资金支持瑞典出兵神圣罗马帝国,尽一切努力阻止日耳曼地区统一——黎塞留已经预见到未来的普鲁士帝国、德意志帝国与纳粹在统一中欧后将形成的对法国的巨大威胁。

伴随宗教矛盾愈演愈烈,法国虽仍以天主教为国教,却站到新教国家一边参战,以期压制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的扩张。黎塞留选择将主权置于王权之上,此举为“国家”和“国际”两个体系构建了基础。

之于欧洲的“国家”角度上,欧洲被割裂为数个宗教、地域、商业联盟体系,所谓国家更类似于区域性利益共同体。例如波罗的海的沿海商会组成的“汉萨同盟”(12世纪中叶-1669,现代“汉莎航空”即为纪念该商会而命名);尼德兰各商会(统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最终发展成为荷兰帝国等。当时所谓“大不列颠”、“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词汇更多的是代指地域,而非地缘政治角度的政治实体。

伴随蒙古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以及黑死病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崩溃,欧洲宗教统一局面被持续性打破,天主教会由此分裂出大量宗教分支,这些分支多被统称为“新教”;东欧的东正教虽伴随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而持续东扩,但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以及中国明清两朝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时阻止了东正教向南及东南方向的扩张;主流基督教此时陷入巨大困境之中。

新教与天主教的战争以天主教阻止新教传播的社会暴力为开端,由于天主教持续压榨北德及其他边缘天主教国家而导致大量边缘国家和地区倒戈新教,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在几乎所有边缘国家及地区均引发高频度与烈度的战争。

战争导致欧洲超过八百万人死亡。[11]

图2-1-2.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比率

战争的结果是各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诞生于欧洲各邦国越来越独立自主选择宗教信仰、追求商业繁荣、集体利益高于信仰的发展趋势下;《和约》日后建立了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国际模式。

在该体系下,大国与小国有平等的国家地位、政治权利高于宗教权利、各大国维持均势状态,打破均衡者将会被其他大国组成联盟进行攻击——该体系与中国春秋时代“尊王攘夷”的礼制和近代的“国际联盟”、现代的“联合国”模式有相似之处。

但促进欧洲走出宗教阴霾的,除了所谓的“文艺复兴”与“政治务实主义”外,更关键的依旧是资本带来的社会流动性。

06 · 小冰期-羊毛-前工业革命

13世纪,英国的羊毛产业开始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正对应于欧洲“中世纪大暖期”的结束,气温总体转向寒冷;尤其在进入15世纪后,气温开始暴跌;这也对应于欧洲陷入宗教动荡、黑死病传播欧亚非、蒙古帝国扩张欧亚大陆的时间节点。

图2-1-4.Hawkins, Ed (January30, 2020). “2019 years” climate-lab-book.ac.uk.
1280年,从英国出口了大约25,000袋羊毛。由于出口生羊毛逐渐改为出口成品布,生羊毛的贸易出口额在达到每年约40,000至45,000袋的峰值后,于1355年降至33,000袋,到1476年降至9,706袋。随着原羊毛出口的减少,成品布料的出口从1349–1350年间的每年10,000布匹增加到1446–1447年的每年60,000布匹。在1539–1540年间达到14万布匹。

——《英国羊毛市场》AdrianR. Bell,Paul R. Dryburgh

《英国羊毛市场》的这一数据对应了两个关键数值的变化,一是出口羊毛转为内销,英国国内生羊毛消费市场逐渐扩张;二是英国出口的羊毛加工品数量增加迅速。

转内销的前提是英国羊毛加工产业的形成;而成品布出口额增加则表明此时的英国成品布在欧洲的市场正在逐渐扩大。而早在12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即已出现,在15-16世纪,圈地运动达到高峰,这一变化与英国羊毛市场的扩张有关;尤其是英国本土成品羊毛布实现产业化,这极大地刺激了贵族及资本阶层对“牧羊土地”的需求。

13世纪,由湍流驱动的磨坊水车已经在约克郡流行开来。这些乡村制造业粗略地刻画出这样一幅图景:额外的收入来源增补了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出的农产品所带来的收入。由于超越各大市镇范围还存在相对有效的基尔特制度(guild regulations),因此这些制造业能带来长远的好处。那时,约克市四处可见修建房屋和城墙的泥瓦匠,制衣和制陶工人也已为海外出口贸易扩大了生产规模。

——《工会和英国的多元主义传统》Alastair J. Reid

同一时期即为全球性小冰期以及西班牙等帝国于美洲开采获得大量银矿的阶段,过量的金属货币流入欧洲市场,资本运作效率增加,羊毛产业在资本流入的刺激下实现爆发式增长。

07 · 羊毛市场的前提-自由主义的源头

在《工会和英国的多元主义传统》中,Alastair J. Reid(剑桥大学戈顿学院终身院士)认为英国的工会出现时间应在12世纪前后,处于前工业与前资本时代。[12]根据《1086年最终税册》及英国工会团体姓氏研究(类似中国管理马的官职即最终演化为“司马”一姓)显示,英国的工会团体最迟于13世纪末即已建立。[13]

而根据《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英国早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其英国佃户即可无需获得领主的许可,而自由购买、出售、出租土地。[14]生前任意处置财产和死后在遗嘱中剥夺子女继承权的做法,于16世纪初即已得到英国普通法的承认。[15]

《透视欧洲的婚姻模式》根据《历史人口:历史人口统计学论文》指出:“西欧男女倾向于晚婚,从总体上讲,不结婚的比率较高,这两个因素导致相对较低的出生率;更多年轻女子参加工作、家庭中更加平等;由于晚婚,女子又有较多机会获取财产。这不仅是当代现象,这种模式的起源时期应定为1400年到1650年间。”[16][17]

但在1066年底诺曼征服后不久,英国女子即可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并将之卖给外人。至少从13世纪起,她们不但可拥有土地和动产,而且可起诉他人或被他人起诉,甚至可签署遗嘱和合同,无须征得男子监护人的许可。父系社会一旦承认这种权利,就会破坏宗族控制财产的能力,从而破坏过去的社会制度。[18]

所以,女子拥有和遗赠财产的能力是部落组织退化的标志。它显示,严格的父系社会规则已经消失。[19]

11世纪中晚期欧洲个人主义抬头之风盛行;12世纪中前期英国即在欧洲市场对皮毛的巨大需求下开始加速发展羊毛产业;12世纪中后期由英国爆发的“圈地运动”以畜牧绵羊为目的逐渐扩展向全欧洲。

13世纪英国工会系统成型;14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的羊毛加工产业形成大规模产业链,此时欧洲本土由于蒙古军队与黑死病的破坏原有产业系统及社会结构几乎全部崩溃;16世纪新大陆白银大量流入欧洲从而刺激资本主义爆发;16世纪英国陷入宗教战争,资本主义参与国家政治;17世纪英国转型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欧洲资本的全球性体系基本形成。

根据纪录片《大英帝国两千年》的描述,英国在公元1世纪之后持续百年的罗马入侵中,即有女性大量参与前线作战的记载。笔者认为,英国由于其自然环境不适于农业的发展,而未能够脱胎于狩猎采集文明步入农耕文明。

狩猎采集文明要求“生存环境的经验积累”与团体领导力(社会交流的共情能力),由于男性在狩猎采集过程中多参与暴力行为而寿命较短,女性则从事相对安全的社会活动,故狩猎采集文明多为女性为主导的文明结构。

农耕文明则要求男性从事相对安全但体力繁重的工作,该工作几乎被男性垄断,且男性无须再持续参与暴力活动、暴力活动也演变为掠夺性战争;故其寿命相对延长,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

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多发生在地域面积较大、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但英国北部地区(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北爱尔兰地区)多无法发生相应的剧烈变化,只能转变为狩猎采集与农业生产共存的状况,故女性的社会地位持续较高。

罗马帝国对英国南部的开发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南北社会,至今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与苏格兰地区仍有巨大的社会文化差异。但罗马帝国退出英国后英国陷入持续动乱,多个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相继占领或瓜分英国,英国的社会结构在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步入中世纪——此时基督教已深入英国。

08 · 基督教粉碎部落与国家 · - 间接推动个人主义与社会契约制度

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其著作《封建社会》中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欧洲封建主义在9至10世纪兴起之前,亲戚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二是欧洲可以追溯的像中国、印度、中东那样的单一祖先的巨大父系宗族,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即已变得闻所未闻。[20]

马克·布洛赫添加了数条证据:

中世纪的欧洲人从不单凭父亲来追溯他们的后裔;而在部落社会中,为了维持宗族分支的界线,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母亲让女儿冠母姓是很普遍的,这在中国那样的父系社会却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经常认为自己属于两个相互平等的家庭,母亲的和父亲的;两个杰出家庭的子孙往往合并两个宗族的姓氏。到13世纪,类似当代的核心家庭已在欧洲遍地开花。13世纪后,血亲复仇已很难继续,因为报仇圆圈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争论双方都有关联。[21]

由此,布洛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封建主义的整个制度可被理解为迫不得已的调整,这是为了适应社会上的隔绝,因为亲戚关系不再是社会团结的来源。[22]

自8世纪晚期欧洲遭遇维京人自北方、阿拉伯人或萨拉森人自北非与西班牙、马扎尔人(匈牙利人)自东方、穆斯林自东南方的大规模入侵后,卡洛琳帝国解体,欧洲与拜占庭和北非的贸易路线被穆斯林控制,到9世纪时,城市凋零,大量人口逃往自给自足的农村。欧洲封建领主制度雏形诞生。[23]

由于人口流动过于庞大,加之地方领主对人口的控制能力远弱于曾经的国家机构,且人口与土地的流动速度伴随持续的战争也变化过于迅速,故而地方领主无力对领地内实行强效统治,个人与领主间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开始合作,共同面对军阀间的战争与天灾——个人提供能力与生产力,领主提供保护,双方签订契约。[24]

封建主义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仅仅是以服务交换保护。

——《政治秩序的起源》Francis Fukuyama

在英国相对应的标志性社会现象即是自12世纪末开始,孩子与父母间会签订“抚养合同”,规定孩子在继承父母财产后所承担的抚养责任。[25]当时的英国社会普遍认为,当父母健在时将产权转移给子代是极为愚蠢的行为。[26]

这一“纯粹的金钱关系”并不像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发明,恰恰相反,它诞生于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方式与在中国明代的诞生方式并不相同;欧洲的中世纪及其之前的社会,即已是原始资本主义状态,而其萌芽则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前后。[27]

在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婚姻模式为欧洲最主要的婚姻模式,该模式与阿拉伯、普什图、库尔德、突厥、中国、达罗毗荼模式均近似——即保持严格的父系家族及父系社会,倾向同族通婚,甚至更偏爱于交叉表亲通婚;男女有严格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28]

但天主教会强烈反对以下四种行为:与近亲结婚、与兄弟的寡妇结婚(即所谓的兄终弟及或夫兄弟婚)、领养孩子、离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纪督促异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现代英国人的前身)皈依基督教,可敬的比德(Bede)在记述中提及,格里高利直率谴责部落实行的与近亲和兄弟寡妇的婚姻。后来教堂法令宣布禁止纳妾,提倡一生不分的一夫一妻婚姻。[29]

但是这些禁令并非源自《圣经》或基督教经典,在《马太福音》中,耶稣称:“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人,不配我;爱子女超过爱我的人,也不配我”,这一说法本身即是反家庭的——而这一说法源自于宣称耶稣将统治尘世一千年的先知,他试图招募人民离开安全的亲戚团体,进入新兴的分裂教派。而赞成相关禁令的神学观点经常会被被引自《旧约》,这与犹太人源自《旧约》的家庭观念有明显冲突,犹太民族倾向于母系社会与稳定的家族体系。[30]

这些禁令表面上被教会重新解释的《旧约》中的相关内容所支持,实际上更多的是为教会自身的物质利益。

亲戚团体通过交叉表亲结婚、兄弟寡妇结婚、纳妾、领养孩子、离婚(可被视为变相纳妾)等手段完成“继承策略”,即将相传的财产牢牢控制;当时欧洲居民寿命普遍低于35岁,夫妇能够生下儿子、长大成人、再一次传宗接代的可能性相当低,因此,为培养合适的继承人,社会产生了各式传统以提供合法继承途径。

图2-1-5.Lifeexpectancy by world region, from 1770 to 2018

教会为获得发展而有计划地切断继承途径,同时,天主教会又强烈提倡信徒向教会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拥有财产但无继承人的基督徒日益增多,教会因此得益。相关要求在《天主教法典·第五卷》中有详细说明,在基督教各大教派所构成的《教会法》中,相关规定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纪前后的《使徒律令》。

除摧毁亲戚团体继承制外,西欧女子也在教会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意外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地位。寡妇若在家庭团体内重新结婚,会将财产归还部落或亲戚团体,教会则设置禁令阻止其实现,因而寡妇普遍拥有独立财产,她们也因此而有权处置自身财产。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逐渐成为教会捐献的一大重要来源。女子财产拥有权为欧洲父系社会敲响丧钟。[31]

日耳曼、挪威、马扎尔、斯拉夫等地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仅在两三代人间其亲戚架构即已解散,这一现象同样发生于美洲、非洲、波利尼西亚,对本土原有社会冲击极大,松散的社会极易被西欧殖民者通过资本与军事手段控制,并通过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播而最终获得统治认同。[32]

比起中国古代的文化高于国家的状况,欧洲与中东在当时均陷入了宗教高于国家的困局。[33]

继承制度发生变化后,天主教会于7世纪结束前将法国富饶土地的三分之一瓜分,从8世纪到9世纪,法国北部、日耳曼、意大利的教会财产都翻了一番。[34]

天主教会因此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地主,在欧洲管理庄园,监督农奴的经济生产,修建孤儿院,赈济饥民,建立大型医疗系统照顾病人等,形成跨地域而拥有国家形态的宗教。天主教会因此也成为欧洲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强大而特别的变量,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几乎不曾存在过。

在不存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约束教会的情况下,宗教本身倾向于将各种其他社会关系打碎,使民众容易将宗教关系置于社会关系的首位。在当时的欧洲,由于大量人口流入农村,欧洲原有国家体系解体,基督教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权益及数量庞大的信徒。

信徒们诞生于仍在快速发展“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因此使得领主与受保护者间的契约制度能够被维系并发展开来,最终在12世纪末彻底摧毁家庭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契约制度成为欧洲的根基,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核心的法律基础。

当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开始加速发展时,欧洲人已不需要再像其他文明一样克服巨大的亲戚集团及建立社会契约,这些发展过程已然成熟,欧洲只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及充足的资本、市场、与技术,便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我在我的很多篇文章中都曾盛赞中国早于世界近两千年即建立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机构(三公九卿制度),从而实现了韦伯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成熟”;而欧洲实际上早于世界一千余年即步入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也使欧洲早于全球数百年进入法治现代化阶段。欧洲独立发展出的优势因而不言自明。

故而很多中国学者喜欢将欧洲封建时代至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对比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做法,实际上犯了“太把中国当回事”的错误,忽视了欧洲的独特性;这与西方学者喜欢将欧洲政治发展模式作为标准的现代化模式之错误如出一辙,他们也“太把欧洲当回事”了;今天的美国人是一样的。

09 · 推动发展-技术革命与市场需求

图2-1-6.英国水系分布

英国水系分布广而集中、上下游落差大、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且低温偏干环境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维持较长久年代的使用(非洲、中美洲及波利尼西亚基础设施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是其基建成果能够保存的时间极短,自然环境对基础设施往往破坏极大)。

这些先决条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自然基础。而欧洲的地理环境类似于一个放大的英国,同样是水系发达,落差大,自然资源丰富的状况。

水力磨坊起源于公元前1世纪的东地中海地区,后经希腊人传入意大利;中世纪前中西欧及南欧已经广泛分布水力磨坊;在公元762年,英国肯特国王的王令中已大量涉及水力磨坊的相关内容。 [35]西欧的相关记述远早于中国元代王祯于《农书》中所记载的“水转大纺车”。[36]

1086年颁布的《末日审判书》记载道,仅英格兰一地水力磨坊的数量即已达到6082个,实际数字应远高于该数据;《末日审判书》同样记载当时的磨坊生产已由妇女垄断转变为专业化、流程化生产。[37]女性生产力在除东欧以外的地区实现大规模解放。

12世纪后期,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两岸(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沿岸,佛兰德尔和法国北部)均发现有风车存在。1180年奇切斯特主教西弗里德三世在安伯利庄园建设风车,1185年约克郡东赖丁的威德利庄园建立风车,1187年则为白金汉郡的丁顿庄园,此后风车的数量迅速增加,截止12世纪90年代的文献,记录了英格兰地区的20余处风车。[38]

风车诞生地多为水系相对贫弱,风差较大地区。欧洲应为风车的起源地,而非亚洲。

西方对大规模机械工业生产的理解或起源自公元前1世纪左右,远早于中国。且西方在11世纪前后已建立普遍的水利农业生产体系,有约80%的磨面工作于自然力设施中完成;人口生产力实现解放;加之教会要求的破除亲戚团体关系对欧洲社会的剧烈冲击,欧洲在12世纪出现大量的中小家庭、也有更多的人开始从事商贸行业。[39]

到1300年前后,英格兰的人口及经济水平达到峰值,此时仅英格兰一地即有10,000 – 15,000 座自然力磨坊。[40]此后欧洲爆发黑死病与蒙古、奥斯曼入侵,欧洲人口及经济受到重创。

黑死病造成的瘟疫持续到了18世纪,但主要瘟疫的全球性爆发集中在公元1500年之前。[41]

灾难过后,天主教的统治体系崩溃,四大宗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欧洲爆发军事冲突。欧洲本土的战争烈度极大,而处于交战区之外的英国、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则相继成为人口大量流入及资本流入避难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最终形成了威尼斯与热那亚商业帝国、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帝国、荷兰海洋商业及殖民帝国,以及最为庞大的日不落帝国。

这些依靠海洋商贸经济发展的国家在过量的人口及资本刺激下呈现溢出效应,人口大量转移至海外,或为商业目的、或为战争、或为开垦殖民地。

15世纪时,英国的羊毛产业根据前文所述已经深刻影响了全欧洲的成品布生产市场。英国羊毛生产技术逐渐脱胎于磨坊生产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工业流程技术,成为独立的生产行业。至16世纪,英国的呢绒成品生产行业同样统治欧洲市场,与俄罗斯帝国输出的原生皮毛竞争皮毛需求,此时欧洲的年平均气温仍在下降。[42]

同一时期,英国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连续推动了一百余年的新教运动,天主教原拥有英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与财富,最终被英国政府尽收囊中。而这一行为引发天主教国家法国的强烈反弹,两国爆发“英法百年战争”。由于资源紧缺,英国无法大量生产当时流行的铜制火器,新教教会主动资助民间铁匠组织生产铁制大炮,最终实现大规模量产,英国在新式军事装备上亦实现垄断。[43]

铁器的使用曾使秦国修筑都江堰,建百万人的制式化装备集团军群,全面推动牛耕技术,并因此而统一中国;英国的铁器利用技术由军事技术迅速蔓延开来,大量工程不再依靠原有欧洲技术,而是不断探索对铁的使用;英国各式产业均因此而步入全铁化时代。[44]

欧洲的自然环境不适宜棉花的生产,但西亚、中国、印度、中美洲的民众在中世纪时的主流纺织品中都包含棉花。公元8世纪,伊斯兰帝国横跨地中海,控制了整个西亚、北非与南欧的部分地区,其发达的工商农贸业中即包括棉产业,棉花由此进入欧洲市场。[45]

相比于伊斯兰教的西扩,佛教则在东扩过程中将棉花带入波利尼西亚、东南亚、中国及日本,于元代时,东亚大部分地区均已形成棉花的产业化生产。[46]

16世纪,印度成品棉已主导全球主要棉花消费市场,全球主要语言中的“棉”字均源自印地语,棉花由此成为“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47]11世纪前后,印度棉纺车技术已在印度乡间全面普及,其传入印度时间约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750年间。[48]

在12世纪的英国利物浦,即已产生从环地中海购买棉花进行生产消费的产业,但这一产业规模很小。11世纪时欧洲出现卧式脚踏织布技术,到13世纪中期,棉纺车技术传入欧洲,欧洲中部出现为富人阶层所消费的棉产品市场。[49]

15世纪前后,意大利北部垄断了欧洲的棉产品生产业,但由于原棉受到奥斯曼帝国出口量的限制而无法扩大产业规模。[50]

在整个中世纪中,欧洲的中下层社会主要消费英国产的羊毛产品与俄罗斯提供的大量野生动物皮毛,而棉产品则主要为权贵富商阶层的消费品。

16世纪,英国追随其他殖民国家扩张海外殖民地,其建立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在印度的实际统治者,名义上为女王服务,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不受伦敦的约束。这些英国商人在古吉拉特邦建立根据地后逐渐渗透向印度所有沿海地区,并通过价格战与军事压力肢解印度市场,窃取印度棉纺织技术,相关技术流入英国后与英国羊毛纺织技术融合,逐渐发展为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全球棉花市场。[45][49][51]

10 · 黑死病-意外崛起的中产阶级

图2-1-7.黑死病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及气候变化等数据对比图

瘟疫爆发前,欧洲处于人口过剩状态。而瘟疫出现大流行趋势时,各国当局因恐慌而对少数族裔进行大屠杀(包括犹太人),并封锁各国边境,控制市场的产品流通,用所有“可能打动上帝”的方式尝试阻止疫情的扩散。[52]

瘟疫后期,欧洲土地出现大面积荒芜,封建时代发展了600年所积攒的财富将被剩余人口重新分配。在这种状况下,欧洲的幸存者们将罹难者遗留的财富进行瓜分,此时甚至粮食的生产力超过了人口增长的实际需求。中产阶级由此意外诞生。[53]

图2-1-8.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范围

中产家庭的大规模出现使资本与教育得以广泛传播,欧洲教育水平飙升。原本的欧洲教育集中在教会教育上,内容极大地倾向亲宗教的方向,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导致教育更倾向于“能够提高获得资本的能力的贵族化教育”,这一变化使得欧洲绘画、音乐、文学、古典哲学、现代科学、经典经济学等领域突然爆发式出现。大量学校也相继建立。[54]

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增长,使得为专门服务于欧洲中产阶级的市场及相关产业链全部出现,并形成了横跨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全球性消费市场。由于此时的中产阶级财富得到迅速积累,并在帝国们的对外扩张中成功避免了自己的财富由于国内市场限制而出现峰值;所以欧洲中产阶级通过商业贸易间接性搭建了全球市场,在真正意义上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最终移民美国,组成了美国初期的主要人口,在美国最初建国的一百年间,这些中产阶级甚至做到了平均每人一生读三千本书的境界,可见当时欧洲遍布全球的中产阶级受教育水平之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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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文明 | 世界篇 · 合集

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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