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初稿作于2020年8月,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Angelo的常识」;2026年10月全面重写。初稿依据的"三位一体脑"理论已被神经科学淘汰,关于人类走出非洲、地磁倒转、睡眠与用火的几处说法也有误,本次一并更正。
各位,摩洛哥西部,马拉喀什和大西洋海岸之间的荒漠里,有一座叫杰贝尔依罗的小山。1961年,一群在这里开采重晶石的矿工,在一个被沉积物填满的古老洞穴里挖出了一个人类头骨。
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批化石一直是古人类学里的一个尴尬存在。它们看起来有点像现代人,又有点不像;它们的年代,最初被估计为四万年前左右,后来又被改到十几万年前,始终没有定论。大多数教科书把它们当作一支走进了死胡同的北非"旁支"。
2004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古人类学家让-雅克·于布兰带着团队回到矿坑,重新发掘。他们找到了更多的化石,至少属于五个个体,还找到了和化石埋在同一层的燧石工具。这些燧石曾经被火烧过,于是可以用热释光法测定它们最后一次受热的时间。
2017年6月7日,《自然》杂志同时刊发了两篇论文。结论是:杰贝尔依罗的这些人,生活在大约三十一万五千年前,误差在三万多年之内(Hublin et al., 2017; Richter et al., 2017)。在此之前,公认最早的智人化石来自埃塞俄比亚,距今大约二十万年。智人的历史,一下子被往前推了十万多年。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化石的样子。他们的脸,已经和今天的人几乎一样:脸短而扁平,缩在额头下面。可他们的脑壳,却是长长的、低矮的,远不如我们今天这样圆鼓鼓。换句话说,我们的脸先变成了现代的样子,我们的大脑形状,是在此后的二十多万年里才慢慢变成今天这样的(Neubauer, Hublin and Gunz, 2018)。
这篇文章,就从这颗正在成形的大脑讲起。我想讲清楚三件事。
第一,智人这个物种,是在一个气候剧烈动荡的舞台上被塑造出来的。冰期来了又走,非洲的湖泊涨了又干,我们的祖先一次又一次被逼着适应。我们的身体和心智,带着这段历史的印记。
第二,流行文化里那种"返祖"的说法,说我们的大脑深处住着一只蜥蜴、一个原始人,说我们的种种冲动是远古本能在作祟,大多是错的。我在初稿里就犯了这个错误,这一次要认真更正。
第三,真正站得住的概念,叫"演化错配":我们的身体是为一个环境设计的,却生活在另一个环境里。很多现代人的病痛,从近视、肥胖到某些焦虑,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部分的解释。但这个概念也有被滥用的危险,我会讲清楚它的边界。
蜥蜴脑不存在
先从我初稿里最大的那个错误说起。
初稿里引用了一张流传很广的示意图:人脑被画成三层,像洋葱一样一层包着一层。最里面是"爬行动物脑",负责呼吸、心跳、攻击和交配这些本能;中间一层是"古哺乳动物脑",也叫边缘系统,负责情绪;最外面一层是"新哺乳动物脑",也就是新皮层,负责理性和语言。按照这个说法,人类的演化就是在旧的大脑外面一层层加盖新的大脑,而我们的理性,时时刻刻在和里面那只蜥蜴搏斗。

这个理论叫"三位一体脑",是美国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莱恩在1960年代提出的,1990年他把它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专著(MacLean, 1990)。让它走出学术圈、变得家喻户晓的,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萨根1977年出版的科普书《伊甸园的飞龙》,用这个模型来讲人类智能的演化,第二年获得了普利策奖(Sagan, 1977)。从此,"蜥蜴脑"成了畅销书、管理学课程和营销讲座里的常客。
问题是,比较神经科学早就不支持这个模型了。
最关键的证据来自对其他脊椎动物大脑的研究。麦克莱恩认为,爬行动物和鸟类没有"新皮层"那样的结构,所以它们只能靠本能行事。可是后来的研究发现,鱼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的大脑,在胚胎发育中都由同样的几个基本部分构成;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在鸟类和爬行类的大脑里都有对应的、同源的结构,只是排列方式不同:哺乳动物的皮层是一层层的薄片,鸟类和爬行类的对应结构则是一团团的核团。2004年到2005年,一个由几十位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联盟,专门发表文章,彻底修改了鸟类大脑各部位的命名,因为旧的名称都是按照"鸟类大脑是原始的"这个错误前提起的(Jarvis et al., 2005)。今天我们知道,乌鸦能制造和使用工具,鹦鹉能理解数字和类别,它们的认知能力在某些方面不输给黑猩猩。
所以,演化并不是在旧房子上加盖新楼层,它更像是把整座房子一边住着一边翻修,每一个房间都在改变。人类的边缘系统也不是什么"古哺乳动物脑",它和新皮层一起演化,彼此紧密连接。情绪和理性也并不是两个在打架的小人,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没有情绪的参与,人连最简单的决策都做不好。
2020年,两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神经生物学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很直白:《你的大脑不是一个里面住着小爬虫的洋葱》(Cesario, Johnson and Eisthen, 2020)。他们指出,直到今天,这个模型仍然在心理学的入门教科书里广为流传。他们的结论是:这个说法应该从教科书里删掉。
初稿里还有一个相关的说法:人类的前额叶在身体中所占的比例是所有动物里最大的。这个说法也需要修正。前额叶确实是人类大脑中负责计划、抑制冲动和复杂判断的关键区域,人类前额叶的绝对体积也很大。但是,2002年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按照灵长类大脑的整体比例来算,人类额叶所占的比例和黑猩猩、大猩猩、红毛猩猩差不多,并没有大得出格(Semendeferi et al., 2002)。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后来也有研究认为,人类前额叶,尤其是其中的白质,确实比其他灵长类的比例更大(Donahue et al., 2018)。人类大脑的特别之处,可能更多在于各个区域之间的连接方式、神经元的数量和发育的节奏,而不是某一个区域特别大。
顺便还要纠正初稿里一个流传已久的恐龙传说。十九世纪的古生物学家发现,有些蜥脚类恐龙和剑龙的脊椎骨在臀部的位置有一个膨大的空腔,比它们的脑腔还大,于是有人推测恐龙在屁股上长了"第二个大脑",用来控制后腿和尾巴。这个说法很有趣,但没有证据支持。今天的古生物学家倾向于认为,那个空腔里容纳的可能是一种叫"糖原体"的结构,现代鸟类的脊髓里也有,它的功能至今还不完全清楚,但它不是大脑。
一个被气候反复折腾的物种
把大脑的问题讲清楚之后,我们回到这个系列的主线:气候。
在《基本天体常识》那一篇里,我讲过地球轨道的变化怎样给冰期和间冰期定下节拍。人类这一属,就是在这样的节拍里演化出来的。
大约三百万年前,北半球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冰盖,地球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冷、冷暖波动越来越剧烈的时代。在东非,这种全球性的变化表现为干湿的剧烈交替:湖泊一会儿涨成汪洋,一会儿干涸成盐滩;森林和草原的边界来回推移。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属化石,是在埃塞俄比亚的莱迪-格拉鲁发现的一块下颌骨,年代大约是二百八十万年前(Villmoare et al., 2015)。
美国史密森学会的古人类学家里克·波茨,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假说,叫"变动选择"(Potts, 1998)。过去的教科书常说,人类的祖先是因为森林退化、草原扩张,才从树上下来直立行走、走向开阔地的。波茨认为,真正塑造人类的,是环境的不稳定本身,任何一种特定的环境都没有这样的力量。在一个今天湿润、明天干旱、几千年后又完全变样的世界里,最能活下来的,是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那些只擅长某一种环境的,往往熬不过下一次变化。最能适应变化的物种,能吃各种食物,能用工具,能和同伴合作,能把经验传给下一代。
这是一个假说,到今天仍然有争论,但它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是吻合的。2018年,波茨的团队在肯尼亚南部的奥洛结撒依耶盆地发现,大约三十二万年前,当地人的石器技术发生了一次明显的转变:笨重的手斧被更小巧、更精细的石器取代;人们开始从几十公里外运来黑曜石,开始使用红色的颜料。而这次转变,恰好发生在当地环境剧烈波动、水源和动物群都变得难以预测的时期(Potts et al., 2018; Brooks et al., 2018)。远距离的交换,意味着人群之间开始有了稳定的联系,在一个难以预测的世界里,这种联系就是一张保险网。杰贝尔依罗的化石告诉我们,三十多万年前,具有现代面部特征的人群已经生活在非洲的西北角;而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同一时期也有形态各异的早期智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智人的诞生地很难落实到非洲的某一个"伊甸园",它更可能是在整个非洲大陆上,由许多时分时合的人群,在漫长的时间里共同演化出来的(Scerri et al., 2018)。气候的波动,一次次把这些人群分隔开,又一次次让他们重新相遇、交换基因和技术。
这里我要谈一个仍有很大争论的研究。2023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李海鹏、华东师范大学的潘逸萱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用一种新的方法分析了今天三千多人的基因组,推断人类的祖先在大约九十三万年前到八十一万年前,经历过一次极其严重的人口瓶颈:能够繁衍后代的个体一度只剩下一千三百人左右,并且维持了十多万年(Hu et al., 2023)。这正好是全球气候从四万年周期转向十万年周期的那个时期,冰期变得更长、更冷。这项研究发表后,很快受到了不少遗传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推断方法本身可能会制造出虚假的瓶颈信号。我把它列在这里,是想告诉各位:我们这个物种差一点就没有了,这种说法很有吸引力,但它到今天还只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说。
另一个曾经很流行、现在基本被放弃的说法,是"多巴灾变"。大约七万四千年前,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多巴火山发生了过去几百万年里最大的一次喷发。有学者认为,这次喷发带来了长达数年的"火山冬天",几乎让人类灭绝。可是后来的考古发掘发现,在南非的一处海岸遗址,人们找到了这次喷发留下的微小火山玻璃碎片,而在这一层的上下,当地人的生活一直在继续,甚至更加繁荣(Smith et al., 2018)。
走出非洲
现在我们来看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迁徙。
智人走出非洲,并不是只有一次。以色列的米斯利亚洞穴出土过一块大约十八万年前的智人上颌骨(Hershkovitz et al., 2018),说明早期智人曾经一次次走到非洲以外。但这些早期的尝试,大多没有在今天的人类身上留下多少遗传痕迹。今天所有非洲以外的人群,他们的祖先主要来自一次更晚的大扩散。
这次扩散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在初稿里写的是六七万年前。根据近年的古DNA研究,这个时间要稍微往后挪一些。2024年底,两项独立的研究分别分析了大量古代人类的基因组,把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发生混血的主要时期,确定在大约四万七千年前前后,持续了几千年(Iasi et al., 2024; Sümer et al., 2025)。由此推断,那一批走出非洲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到五万年前之间离开非洲,在西亚一带和尼安德特人相遇,然后迅速散布到欧亚大陆和澳洲。
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血,是二十一世纪古人类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2010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斯万特·帕博团队发表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证明今天所有非洲以外的人,基因组中都有一小部分来自尼安德特人(Green et al., 2010);后来更精确的估计,这个比例大约在百分之一点五到二之间(Prüfer et al., 2014)。同一年,帕博团队又从西伯利亚阿尔泰山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一小块指骨里,测出了一个此前完全不知道的古人类群体的基因组,命名为丹尼索瓦人(Reich et al., 2010)。2022年,帕博因为这些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些来自远古表亲的基因,有一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最著名的例子在青藏高原。藏族人之所以能在缺氧的高原上生活,而不会像平原来的人那样血液变得黏稠、容易患高原病,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携带着一个特殊版本的EPAS1基因。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个版本很可能是从丹尼索瓦人那里通过混血获得的(Huerta-Sánchez et al., 2014)。
遗产并不都是礼物。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帕博和他的同事泽贝里发现,人类第3号染色体上有一段会显著增加新冠重症风险的基因片段,正是从尼安德特人那里继承来的。这段片段在南亚人群中最常见,大约有一半的人携带;在东亚人群中则几乎没有(Zeberg and Pääbo, 2020)。几万年前的一次混血,在一场二十一世纪的瘟疫里,变成了生死攸关的差别。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祖":几万年前一次偶然的相遇,留下了一段基因,在后来的某一个环境里,恰好变得至关重要。
我还必须纠正初稿里的另一个错误。初稿在讲人类迁徙的时候,提到了"古雅利安人",把他们和史前人类的扩散联系在一起。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在《千年诅咒》那门课里详细讲过,"雅利安"是青铜时代说印度-伊朗语的人群对自己的称呼,他们进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大约是在距今四千年到三千五百年前。这和几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群完全是两回事,二者在时间上相差十几倍。把"雅利安"推到史前,恰恰是十九世纪种族主义伪科学的惯用手法,我在初稿里不加辨别地沿用了,这是我必须认错的地方。
东亚的表亲
讲到这里,很多中国读者会问:那北京人呢?我们是不是北京人的后代?
1920年代到1930年代,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的龙骨山,裴文中等人发现了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属于直立人,最新的测年认为,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最早可以到七十多万年前(Shen et al., 2009)。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教科书把北京人当作中国人的直系祖先。
1980年代以后,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等人发展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认为东亚的古人类从直立人到智人一脉相承地连续演化,中间和外来的人群有过一些基因交流(吴新智,1998)。这个理论和"走出非洲"的理论之间,争论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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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文明 | 史前篇 · 返祖者
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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