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文明 | 中国篇 · 战国 大一统

气候与文明

气候与文明 | 中国篇 · 战国 大一统

2020 年 6 月 4 日·约 21 分钟阅读

天下气候,始定于一

本文作于2020年06月,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Angelo的常识。

壹 · 长江中下游战国时期的气候变化

虽然《气候与文明》系列前三篇都以竺可桢教授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基础尝试进行探讨,但实际上,竺可桢教授所提供的资料是模糊而具有争议的,不过其仍为气候学的里程碑式成果。

在上一篇中有提到,春秋中晚期中国出现大面积饥荒。[1]

天灾风行,戾于弊邑,饥荒荐降,民羸多少卒,大惧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

——《国语 · 鲁语 上》

依据上篇文章的数据核心图,下图1-3-1.,此后气温应当有剧烈震荡,温度快速降低到历史性低点,而在战国时期气温会出现适当回升。

下图认为温度回升幅度不大,通常来看,在春秋短短三百年内,中国物候应出现极为明显的趋向于适应寒冷环境的变化。

图1-3-1.公元前约1500年-公元2006年气候变化图

但根据上交大陈业新教授的研究,战国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所谓中游地区,正是楚国所在地。[2]

图1-4-1.战国中前期中国地缘政治结构

唐领余等教授主导的“长江中游地区气候变化序列研究”,在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钻孔11处,证明当地蕨类及草本类植物丰富、木本植物次之;

蕨类与草本类植物的繁荣,表明该地西周中期至战国中前期气候温暖潮湿,湿地植被覆盖繁盛,降水丰富。[3]

图1-4-2.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主要钻孔所在地示意图

而监利1号钻孔距今2500年处剖面内,木本、草本植物花粉含量相当,蕨类植物孢子含量最低。木本植物中,以桦属①等为主的落叶阔叶类②含量最高,常绿阔叶类③次之,而针叶树④种所占比例则较小;草本花粉主要为蒿属⑤等。[4]

该孢粉带具有湿地类型植物和阔叶类发育、蕨类⑥不发育、针叶类少见的显著特点,其花粉组合及所代表的树种昭示该带植被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林,反映当时以暖湿为主的气候状况。

—— 陈业新

徐瑞瑚教授对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的研究也显示,钻孔距今约2500年处的孢粉中,木本、草本与蕨类含量分别约占44%、30%和26%,植被类型为针阔叶混交林植被;

由此可知该地其时为气候温暖湿润时期,研究者估计这一时期的气温比现今高约1-3℃。[5]

整体来看,该地区总体上仍然保持了温暖的气候,但是物候变化却是异常明显的。

由前面的考古分析可知:

蕨类植物,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于楚国西部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分布是极为广泛的,其所适应的环境更加温暖,而同期木本植物的存在则极为稀少。

可是到了战国中期,即约2500年前,蕨类植物占比大幅减少,木本植物数量快速增加,这表明当地气候总体向寒冷发展。

从而证明在该时段该区域内,竺可桢教授的宏观温度变化图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而战国初期的温暖是一种气候上对公元前1000年骤寒的自然恢复,竺可桢教授的这一观点被大量专家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6]⑦

但公元前1000年的骤寒,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并未达到中原地区水平,约距今2900年前后,当地气温急剧回升,在距今2800年前后,气温与降水已经高出现今水平。[7]

总结来看,这一持续升温持续到战国中前期,战国中期开始降温,而这一降温并未出现在本文最开始的温度变化图中。

而且降温出现以前,该地区环境已然恶化,根据唐领余等对江汉、洞庭地区的钻孔记录,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自战国初期以后渐趋干冷。[8]

公元前350年前后的剖面孢粉组合情况显示,针叶林数量增加,阔叶类数量下降,鳞盖蕨属⑧为主的蕨类含量出现短暂上升,而蒿属草本则占优势。说明当时是温干气候。[9]

唐领余等的钻孔记录进一步显示,在公元前476-前100年间的沉积物植硅石组合带由表示温暖湿润的长方型和示暖型的鞍型,以及表干冷型的棒型、尖型与少许裸子类、阔叶类植硅石组成,温暖类型植硅石含量下降,说明战国后期气候开始由温干向凉湿转变。[10]

鄱阳湖ZK01、 ZKI 孔沉积物孢粉中,指示干旱的麻黄属增多,同样表明战国后期气候已温凉偏干。[11]

该湖梅家洲ZK2孔距今2350年处剖面孢粉组合形式及孢粉含量显示,那时孢粉总浓度较低,暖性尤其是常绿树种减少或缺失,喜湿的草本和蕨类孢子增加,也说明当时气候偏凉。[12]

翟文川等在龙感湖对距今2400-2700年处剖面测得的情况亦近似。[13]

这一科研结果基本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地区的降温始于2300-2200年前后(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其持续时间则基本横跨战国时期,这一变化与竺可桢教授的统计数据有出入,这里将以前面的考古论证后的结论为基础,而不以竺可桢教授的数据(下图)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图1-1-5.中国年平均气温及挪威雪线海拔变化图.每日学术

贰 · 战国 · 西河学派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持续性战争年代,也是中国思想形成,改革进步迅猛的年代。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不久后,魏文侯拜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为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国师”名号的士人。

此后,魏文侯为子夏在西河地区建立学堂,天下士人蜂拥而至,史称“西河学派”。

其中一人,名为李悝,这便是日后魏国变法的领导人,著有目前已知最早的法家经典,《法经》。[14]

子夏的学生中还有魏人段干木,子贡的弟子田子方;日后,段、田二人与子夏合称“河东三贤”,三人均为文侯王师。

子夏的学生中亦有公羊高,据传,子夏对他口授《春秋》,日后自作《公羊春秋传》对《春秋》作进一步解释。[15]

魏文侯重用李悝,推动变法,延绵六百余年的封建分封制度第一次被打破,魏国开启东周后的首次变法,此后天下效仿,各国尽兴。

而占据社会人口数量最为庞大的平民阶层,也第一次拥有了阶级跃迁的通道。

中国非人格化官僚机构亦由此诞生,僵化了的中国“国际”社会喷涌出了巨大能量,百家争鸣于各国,他们通过国家力量实验新思潮。

中国家族式社会第一次出现裂痕,此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国家却仍然保持人格化行政的古老家族制状态。[16]

同样出自西河学派的还有吴起,吴起为魏将时练兵“魏武卒”,以五万魏武卒破秦五十万之众,攻占河西,成魏霸业,日后辗转楚国,实行“吴起变法”,并撰有《吴子兵法》一书;

公叔痤设计赶走吴起后成为魏国相邦,三十年后,魏惠王在公叔痤即将离开人世时向其求贤,公叔痤推荐了西河学派的一位学生,公孙鞅;

日后,此人于秦,受封于商,号商君,史称商鞅。[17]

西河学派,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它开启的士人称相、家国变法的模式,正表明了中国的国家竞争已由较小的封国吞并战发展到了大国间的竞争,此时的中华文明已经明显地形成了秦、蜀楚、三晋、齐鲁、燕朝五个大的区域。

对应于在《气候与文明·第一部·卷一·第二篇》中重点分析的甘青文化及巴蜀文化(蜀地,后被秦吞并)、两湖地区及江淮文化(吴、越之地,后被楚吞并)、雁北文化(含中山)及中原文化、海岱文化,以及燕辽文化。

而根据文明特征对比,楚(含吴、越地)则代表了长江文明,而秦(不含巴蜀地)、三晋、齐鲁则代表了黄河文明,燕与接壤的箕子朝(zhao,1)鲜则代表了三江文明。[18]

图1-2-1.中华文明早期文明区域分布图

这表明,中国自夏商时代的城市国家状态,经历了两周的封国状态后正式发展到国家状态。早自楚武王设县伊始,中国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机构即已开始发展,但仍以家族统治为重心。[19]

魏文侯创建“西河学派”,重用李悝推行变法,使中国的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机构迅速向前迈出一大步,除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国王/皇帝外,法对天下所有人适用。[20]

法适用的前提,即是人民对政治实体的政治权利的认可,因而“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执行,而要能够执行“法”,又必须要依赖于强大的国家力量——这对国家文化统一及国家认同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1]

从李悝变法开始,直到汉武帝时期正式确立“国弱时行以道,国强时施以儒,国贫时执以法,国富时三者兼之”的行政策略。中国于武帝后的历史便一直以这四百年间通过不断尝试确立下的治国方法为基础,国姓可变国体未变,是法与儒互相间的妥协。[22]

即使中国的“法”并非非人格化的法律,但其出现即已经意味着国家的雏形在中国诞生。

而成为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土地储备和人才上升渠道的国家,变为各国争相发展的方向。

但面对气候变化即将带来的生存压力,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工具需要被发展,即语言。

叁 · 先秦 · 汉语言的演化概况

关于汉语的分类,中国内地学者的普遍看法与国际标准分类并不一致。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及2007年的国际认证ISO 639-3国际语种代号编制,汉语各分支为语言,汉语为语族:

国际标准化组织将汉语拆分为13种不能互相沟通的“语言”:cdo –闽东语,cjy –晋语,cmn –官话,cpx–莆仙语,czh –徽语,czo –闽中语,gan –赣语,hak –客家语,hsn–湘语,mnp –闽北语,nan –闽南语,wuu –吴语,yue –粤语。[23]

图1-4-3. 639Identifier Documentation: zho. ISO 639-3.

笔者认为,中国内地的语言划分有其他政治方面的考量,故而《气候与文明》中我将采用国际公认的语言划分方式——今天的“汉语言文化圈”为:一个大的语族:汉语;以及至少十三个语支。

根据这一划分方式,中国至今仍未实现语言(语音及语意)的完全统一。

秦始皇出于与今天中国内地语言划分者同样的考量,最终决定推行“书同文”,在忽略语音及语意差异的情况下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字系统,世称“秦文”,史称“小篆”。

根据后世考古资料,“隶书”在秦代亦有大量使用;小篆遵从于从前的“六书”造字原则,隶书则逐渐不再遵守而是自行变化造型,不过这一变化主要集中在汉代。[24]

和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发展状况类似,今天的汉语言区域早期也分布为各地的城邦语言,许多语言并不相通。

根据后世的语言分布来看,即使如楚国吞并吴越,也并未吞并吴越的语言,吴语与闽语至今仍在中国东南地区有广泛分布,而两种语言间并不互通,但这也并不妨碍上古时期利用金文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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