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初稿作于2020年6月,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Angelo的常识」;2026年10月全面重写。初稿对当代全球变暖成因的判断是错误的,关于黄土来源、竹纸年代、唐代经济规模等几处说法也有误,本次一并更正。
各位,1972年,一本叫《考古学报》的杂志刊出了一篇二十多页的长文,题目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作者竺可桢,那一年八十二岁。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1918年在哈佛大学拿到气象学博士,回国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气象研究所,抗战期间又做了十三年浙江大学校长。这篇文章,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几十年阅读积累的总结。两年以后,1974年2月,他去世了。
这篇文章的方法,今天读来仍然让人佩服。在没有冰芯、没有石笋、也没有卫星的年代,竺可桢用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字记录:甲骨文里的卜雨、卜雪,殷墟出土的水牛和竹鼠骨骼,《诗经》里竹子和梅树的生长,《左传》里鲁国冬天有没有结冰,历代地方志里湖泊封冻、霜雪降临、花开花落的日子。他把这些零零散散的记载,按年代排列起来,和挪威的雪线高度变化放在一起比较,画出了一条贯穿五千年的中国气温曲线(竺可桢,1972)。第二年,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很快引起了国际气候学界的注意(Chu, 1973)。

这条曲线,是我写《气候与文明》中国篇的起点。这篇综述想讲清楚三件事。
第一,地理和气候确实为中国历史搭好了舞台。季风的强弱、降水的多少、黄土的分布,划出了农耕和游牧的边界,决定了人口往哪里聚集,也在某些关键的时刻,把一个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舞台并不等于剧本。"地理气候决定论"这条思路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每一次都很有吸引力,每一次又都被证明过于简单。同样的寒冷,落在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应对上,结局截然不同。
第三,也是我必须对初稿做的最大一处修正。初稿在前言里写道,全球变暖主要是星体运行和地球内部运动的结果,人类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个判断是错的。在这一篇里,我会把错在哪里讲清楚。
四冷四暖
先来看竺可桢的结论。
他认为,在过去五千年里,中国的气候经历了四个比较温暖的时期和四个比较寒冷的时期。
第一个温暖期,从仰韶文化一直延续到殷商,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那时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今天高大约两摄氏度,冬天的气温要高三到五度。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里有大量的水牛、竹鼠,甚至有大象,甲骨文里也有猎象的记载,这些今天只生活在南方的动物,当年在河南安阳一带很常见。
第一个寒冷期出现在西周初年。《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期,长江支流汉水在冬天封冻过两次,竺可桢推算是在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
春秋战国到西汉,气候又转为温暖。《诗经·卫风·淇奥》里写"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淇水在今天的河南北部,那里当年有成片的竹林。
东汉到南北朝,是第二个寒冷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黄初六年,也就是公元225年,魏文帝曹丕到广陵检阅水军,准备伐吴,那一年天气奇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只好作罢。竺可桢把这条记载解读为史书上第一次记载的淮河结冰。隋唐又转暖,长安的宫廷里种着梅树和柑橘。北宋以后,气候再次变冷。王安石有一首咏红梅的小诗,说"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北方人已经认不出梅花了,竺可桢认为这说明梅树在华北已经很难生长。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封冻,冰上可以走车。
元代初年短暂回暖之后,从十五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寒冷期,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这就是欧洲人说的"小冰期"在东亚的版本。我在《基本天体常识》里讲过的蒙德极小期,就落在这个寒冷期最冷的一段里。
竺可桢能写出这篇文章,和他保持了几十年的一个习惯有关。从1930年代起,他几乎每天都写日记,日记里雷打不动地记着当天的天气和物候:哪一天北海的冰开始融化,哪一天山桃开花,哪一天第一次听到布谷鸟叫。1963年,他和宛敏渭合著了一本小书《物候学》,用通俗的语言讲怎样从花开叶落、候鸟来去里读出气候的变化(竺可桢、宛敏渭,1963)。他在古书里寻找的,正是古人无意中留下的物候记录。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到了晚年,才能从《诗经》和地方志的字里行间,读出五千年的冷暖。
竺可桢的这条曲线,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大量的检验和修正。后来的研究者利用了更多的史料和树轮、湖泊沉积、石笋等自然证据,对各个时期的冷暖做了更细的重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葛全胜团队,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历朝气候变化》里,系统梳理了秦汉以来各个朝代的气候变化(葛全胜等,2011)。总体的冷暖格局,和竺可桢的结论大体一致;但在一些具体时期上,争论不小。比如,唐代是不是一个整体温暖的时期,就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唐代后期已经明显转冷。
这里要顺便更正初稿里的两个小错误。初稿提到竹纸,把它当作先秦竹子繁盛的证据。用竹子造纸是唐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技术,和先秦时期写字用的竹简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初稿还讲到《诗经》里的"召南",把它的地理位置弄错了。按照传统的解释,"周南""召南"指的是周公、召公分管地区以南的江汉流域一带,并不在关中。
两条看不见的线
中国的地图上,有两条看不见的线,比任何一条行政区划的边界都更能说明问题。
第一条是人口的线。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中国人口之分布》。他用一个点代表两万人,把全国的人口画在地图上,然后从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画了一条斜线。线的东南一侧,只占当时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六,却住着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口(胡焕庸,1935)。当时的国土面积包括了外蒙古,所以这个比例后来有所变化。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重新计算,东南半壁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左右,人口占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几乎没有撼动这条线。2014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观一个城镇化展览时,曾经当场发问:胡焕庸线怎么破?这个问题此后在学界讨论了很多年,大多数地理学家的回答是:这条线背后是降水、地形和土地的承载力,可以在线的西北一侧发展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但整体格局很难被打破,也不必强行去打破。
第二条是降水的线。中国的降水主要来自夏季风,从太平洋和印度洋吹来的湿润气流,越往西北走越弱。年降水量四百毫米的等值线,大致从东北的大兴安岭西侧,经过张家口、兰州一带,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四百毫米,大体上是不靠灌溉也能种庄稼的下限。线的东南,是农耕的世界;线的西北,是草原和荒漠,是游牧的世界。
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季风是怎么回事。夏天,陆地比海洋升温快,青藏高原这个巨大的"高台"被太阳晒热之后,更像一个架在半空的热源,把空气往上抽,海洋上湿润的空气就源源不断地流向大陆。冬天正好相反,蒙古和西伯利亚一带冷得快,形成一个强大的冷高压,干冷的北风一路吹到南方。
夏季风带来的雨带,每年有一个大致固定的推进节奏:四五月在华南,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停在长江和淮河之间,这就是梅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推进到华北,气象学家俗称"七下八上"。雨带如果在长江流域停留得太久,就是南涝北旱;如果推进得太快,就可能是南旱北涝。华北的降水,年与年之间的变化远比南方剧烈,一个丰年之后,很可能紧跟着一个旱年。对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来说,这种不稳定比平均降水少更可怕。
这两条线,和长城的走向惊人地相似。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就专门讲过长城和"十五英寸等雨线"大体吻合(Huang, 1997)。十五英寸大约是三百八十毫米。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则提醒我们,长城一带并不是一条泾渭分明的线,而是一个宽阔的过渡地带,农耕和游牧的人群在这里交错、贸易、通婚,也在这里反复争夺(Lattimore, 1940)。气候一变,这个过渡地带就会南北移动,冲突往往也随之而来。
关于草原和气候的关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天一冷,草原上的牧草长不好,游牧民族活不下去,就会南下劫掠中原。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2014年,一个美国和蒙古学者组成的团队,用蒙古中部熔岩台地上存活了上千年的西伯利亚松的年轮,重建了过去一千多年的降水变化。他们发现,在1211年到1225年之间,蒙古草原经历了一段持续十五年、在过去一千一百多年里都罕见的温暖湿润期。这正是成吉思汗崛起、蒙古帝国急剧扩张的年代。研究者推测,充足的雨水带来了丰茂的草场,养活了更多的马匹和牲畜,为蒙古骑兵提供了强大的后勤基础(Pederson et al., 2014)。所以,同一个草原,冷了干了可能逼人南下,暖了湿了也可能让人有了南下的本钱。
黄土
再说中国北方文明的那块底板:黄土。
黄土高原的面积有六十多万平方公里,覆盖着厚厚的黄土,厚的地方有两三百米。这些黄土是被风吹来的。在过去两百多万年的冰期里,中国西北和蒙古的戈壁、沙漠以及高原山地上的细小颗粒,被强劲的冬季风一次次扬起,向东南飘落,一层一层堆积起来。到了温暖的间冰期,风力减弱,地表长出植被,形成土壤。于是,黄土和古土壤一层压一层,成了一部记录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的"天书"。
把这部天书读懂的,是中国地质学家刘东生。他和同事们从1950年代开始研究黄土,证明黄土高原的黄土和古土壤序列,记录了第四纪以来一次次的冰期和间冰期旋回(刘东生等,1985)。按照后来校正的年代,这部"天书"的第一页,大约写在二百六十万年前。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正堂团队又在甘肃秦安发现了更古老的风成沉积,把亚洲内陆开始干旱化、风尘开始大规模堆积的时间,推到了大约两千二百万年前(Guo et al., 2002)。刘东生在2003年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里要更正初稿里的一个错误。初稿配了一张撒哈拉沙尘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暗示黄土和撒哈拉有关。实际上,撒哈拉的沙尘主要被信风向西吹过大西洋,每年有几千万吨落在亚马孙雨林,成为雨林重要的磷肥来源(Yu et al., 2015)。黄土高原的黄土来自亚洲内陆,和撒哈拉没有关系。
黄土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黄土疏松、多孔、矿物质丰富,用木头和石头做的工具就能翻耕,非常适合种植耐旱的粟和黍。在接下来的《中华平行文明》那一篇里我们会看到,中国北方最早的农业,就是在黄土地带上发展起来的。
2009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吕厚远团队,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窖穴里已经灰化的谷物遗存中,鉴定出了黍特有的植硅体和生物标志物,把黍的驯化时间推到了大约一万年前(Lu et al., 2009)。这个年代后来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但北方是黍和粟的驯化中心,这一点没有争议。黍和粟都是耐旱、生长期短的作物,可以等夏季风带来的雨水到了再播种,几个月就能收获。它们和黄土、和季风气候,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但黄土也有它的另一面。它太容易被冲刷了。一场暴雨,就能在黄土坡上冲出一道沟;千百年下来,千沟万壑。被冲走的泥沙进入黄河,让它成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之一,也让下游的河床不断抬高、频繁决口改道。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研究过黄土高原森林的变迁,认为西周到战国时期,黄河中游的许多地方还覆盖着大片的森林,此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农业扩张,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史念海,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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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文明 | 中国篇 · 综述
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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