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初稿作于2020年6月,首发于个人微信公众号「Angelo的常识」;2026年10月全面重写。初稿把多处"距今"年代误写成了"公元前",前后相差约两千年;关于稻作起源、甘青与中原先后的说法也有误,本次一并更正。
各位,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一个来自中国浙江的考古遗址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它的评语里有一句话,后来在中国被反复引用: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故事里才能看清楚。
1936年,杭州西湖博物馆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职员施昕更,在他的家乡余杭良渚镇一带发现了一些磨光的黑陶和石器,随后主持了几次小规模的发掘,1938年出版了一本报告,书名就叫《良渚》。那一年,日军已经占领了杭州,施昕更投笔从戎,第二年就病逝了,年仅二十八岁。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良渚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尤其是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玉琮、玉钺,但人们始终不知道,制作这些玉器的人住在哪里,他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转折发生在2007年。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确认了一圈长约六公里的城墙,围起了将近三平方公里的古城。几年后,他们又在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发现了一套由十一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修建于大约五千一百年前到四千七百年前,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Liu et al., 2017)。
一个能够组织成千上万人修筑城墙和水坝的社会,一个有着统一的神像和等级分明的墓葬的社会,在五千年前的长江下游出现了。可是,大约四千三百年前,良渚古城被废弃了。城里城外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
这篇文章,就从良渚的兴衰讲起,去看看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大地。我想讲清楚三件事。
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距今一万年到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下游,从黄河上游到山东半岛,各地都独立地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考古学家苏秉琦把这种格局比作"满天星斗"。
第二,这些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平行"世界,它们之间一直在交流、竞争和融合。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尤其是距今四千二百年前后的那一次剧烈波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曾经辉煌的区域文化在那前后走向衰落,而中原地区在这场洗牌之后,逐渐成为新的中心。
第三,也是我要对初稿做的更正:初稿的标题叫"平行文明",这个比喻只说对了一半。而且初稿在年代上犯了一个低级但严重的错误,我会专门讲清楚。
先说一个年代的错误
在讲具体的文化之前,我必须先认一个错。
考古学的文献里,年代有两种常见的写法。一种是"距今多少年",英文缩写是BP,按照国际惯例,"今"指的是1950年;另一种是"公元前多少年",英文缩写是BC。两者之间差了大约两千年:距今八千年,大约就是公元前六千年。
初稿在引用各个遗址的年代时,把好几处"距今"误写成了"公元前",于是这些文化的年代被平白往前推了两千年左右。比如,初稿说某个文化"始于公元前八千年",实际上应该是距今八千年,也就是公元前六千年前后。这种错误在网上的文章里非常常见,但它会让整个时间框架变形,让人误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比世界其他地方早得多。
为了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一次全文统一使用"公元前",凡是引用"距今"的地方都换算过来,并且尽量依据近年的测年研究。
一百年前的争论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历史,到今天刚好一百多年。它一开始,就和"中华文明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纠缠在一起。
1921年秋天,在北洋政府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主持了一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磨光石器和绘有黑色、红色花纹的彩陶。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所代表的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注意到,仰韶彩陶和中亚、东欧一些遗址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于是提出了"彩陶西来"的假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可能是从西方传来的(Andersson, 1923)。这个假说后来随着更多的发现被放弃了,安特生本人晚年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但它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刺激了中国学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1930年到1931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章丘的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种以黑陶为特征、和仰韶彩陶截然不同的文化,后来命名为龙山文化。一东一西,一黑一彩,于是有了"东西二元"的说法。历史学家傅斯年在1935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里,把上古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东方的"夷"和西方的"夏"之间的对峙与融合(傅斯年,1935)。
1949年以后,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学界逐渐形成了另一种主流看法: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中心,周边的文化都是在中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下面要讲的苏秉琦所要突破的"中原中心论"。
满天星斗
1981年,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和他的同事殷玮璋,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中国考古学方向的框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苏秉琦、殷玮璋,1981)。
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原中心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然后像水波一样向四周扩散,周边地区都是在中原的影响下才逐渐开化的。苏秉琦根据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成了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
他认为,这六大区系各有自己的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派生出来的。晚年,他用了一个诗意的比喻来概括这种格局:"满天星斗"(苏秉琦,1997)。

几年以后,北京大学的另一位考古学家严文明,对这个框架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他同意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但他认为这些文化并不是平等地分散在大地上的,它们的分布像一朵"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几个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更外围的地区是第二层花瓣(严文明,1987)。中原在地理上居于各区之间,最便于吸收四方的文化成果,所以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成为核心。
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他认为,大约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中国境内各个区域的文化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了一个彼此影响、共享许多文化要素的大圈子,这个圈子的范围,大致就是后来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Chang, 1986)。
"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相互作用圈",三个比喻,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取代了"中原中心论"。今天的中国考古学界,基本接受了多元起源、相互交流、逐渐汇聚的大框架,争论主要集中在细节上:各个区域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由于什么原因走到了一起。
初稿还提到,它在结构上参考了日本学者平势隆郎的《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平势隆郎的着眼点,是从殷周到战国,各地的"城市国家"怎样逐步整合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但它主要讨论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对于新石器时代,我们必须主要依靠考古学的证据。
稻与粟
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发明,是农业。而中国的农业有两个源头:北方的粟和黍,南方的稻。
先说北方。我在《中国篇·综述》里讲过,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窖穴里鉴定出了黍的植硅体,研究者据此把黍的驯化推到了大约一万年前(Lu et al., 2009),这个年代还有争议。此后,在公元前七千年到前五千年之间,北方各地出现了一批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辽西的兴隆洼文化,大约在公元前6200年到前5200年前后;山东的后李文化,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到前5500年前后;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和贾湖遗址,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5500年前后;甘肃天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大约在公元前5800年到前5300年前后。
这些文化里,有几处特别值得一说。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出土了用丹顶鹤的翅骨制作的骨笛,有的还能吹出完整的音阶,是世界上最早的可以演奏的乐器之一(Zhang et al., 1999)。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化学家麦戈文分析了贾湖陶器里的残留物,发现了用稻米、蜂蜜和山楂或者野葡萄发酵的饮料的痕迹,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酒精饮料证据之一(McGovern et al., 2004)。贾湖人还种植水稻,这说明在那个温暖湿润的年代,稻作已经向北扩展到了淮河上游。
再说南方。稻作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初稿说,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河姆渡刚发现的时候很流行,但今天已经不成立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它出土的大量稻谷、骨耜和干栏式木构建筑,确实非常重要,但它远不是最早的。
目前所知最早的稻作证据,来自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到前6500年之间。研究者用水稻植硅体做碳十四测年,发现上山的先民在全新世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利用并开始驯化水稻了(Zuo et al., 2017)。此后,在杭州的跨湖桥遗址,人们发现了一条大约八千年前的独木舟。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也有很早的稻作遗存。
跨湖桥的故事,还牵涉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气候因素:海平面。末次冰期结束以后,冰盖融化,全球海平面上升了一百多米。中国东部沿海的海岸线,在大约七千年前到六千年前达到最靠内陆的位置,今天的长江三角洲有很大一部分当时是浅海和沼泽。2007年,英国和中国的研究者在跨湖桥的沉积物里发现,大约七千七百年前,那里的先民已经懂得用火烧掉沼泽里的灌木,再利用季节性的积水种植水稻;大约七千五百多年前,海水漫进来,跨湖桥的稻田被咸水淹没,人们只好离开(Zong et al., 2007)。中国最早的"水稻田",就这样被上涨的海平面终结了。此后,随着海平面趋于稳定,长江和钱塘江带来的泥沙慢慢淤积出新的平原,河姆渡、马家浜、崧泽,以及后来的良渚,才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一代代地繁衍起来。
还需要说明的是,驯化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植物学家傅稻镰分析了浙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稻谷小穗基部,发现从公元前4900年到前4600年的三百年间,驯化型稻谷的比例只是从不到三成增加到四成左右(Fuller et al., 2009)。也就是说,即使到了河姆渡时代,人们收获的稻谷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是野生或半野生的。从采集野生稻到完全依赖驯化稻,长江下游的先民走了好几千年。
这里也要顺便更正初稿里关于《楚居》的一个用法。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里有一篇《楚居》,记载了楚人祖先的来历和历代楚王居住过的地方,是研究楚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但它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对自己祖先的追述,成书比新石器时代晚了两三千年。初稿用它来说明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情况,这在方法上是不妥当的。传说和文献,可以帮我们理解后人怎样讲述自己的来历,但不能直接拿来证明几千年前的事情。
温暖的千年
这些农业文化的兴起,有一个共同的气候背景。
正在载入全文…
气候与文明 | 中国篇 · 中华平行文明
Angelo Wong

留言
留言、点赞、回复使用字渡帐号:免费注册字渡后就能参与,名字和头像与字渡相同。
读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