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上没有逻辑的言论,多到数不过来。细看下去,病症大致有两种。
其一,分不清观点与事实,凡事以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理念为尺子,去量整个世界。其二,滥用“辩证法”。什么议题都要“辩证地看”,看到最后,善与恶的分别被消解了,连最基本的人权也被消解了。“西方伪史论”“中医受难论”“美国阴谋论”大行其道,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标志。
我自己就撞上过一回。我做过一节近一个小时的课,专门批评王志安先生的几处不专业。王先生大度,转发了它。结果评论区成片地骂我,说我是王志安花钱请来替他洗地的。
请人花钱来公开批评自己一个小时,这是什么样的胸襟?说这话的人,没有想过这一层。为了不卷进当时的“厅局大战”,我连广告、打赏都没开。可这些事实,对骂我的人毫无意义,他们只需要一个立场,再给立场配一个动机。
这种以感受论证事实的思维与表达方式,许多人不愿承认,但它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并无二致。何以至此?要从逻辑学在中国的命运说起。
1、何谓逻辑
逻辑学,是教人如何正确思考、如何正确表达的学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逻辑学接连出了三个划时代的成果:1931年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1933年塔斯基的形式语言真理论,1936年图灵的可计算性理论(Gödel, 1931; Tarski, 1933; Turing, 1936)。
哥德尔证明,任何一个足够强的数学系统,都有它证明不了的真命题,系统永远是“不完全的”。那个年代的学术界,弥漫着一股寻找完美模型的风气:数学上有希尔伯特纲领,想把全部数学建立在一套完备无矛盾的公理之上;物理学上有爱因斯坦苦苦追寻的统一场论。哥德尔一纸证明,宣告了数学里这种梦想的界限。
塔斯基的理论,名字绕口,核心却朴素:“雪是白的”这句话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看似一句废话,它却把“这句话对不对”的争论,拉回到“世界是不是这样”的检验上。
拿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试:“共产主义能够解放全人类”为真,当且仅当共产主义确实解放了全人类。全人类,也包括大清洗、大饥荒里的那些人。做不到这个“当且仅当”,这句话便为假。
塔斯基还指出,像“这句话是假的”这种自己说自己的句子,会让真假判断陷入悖论,所以谈论一种语言的真假,须站到它外面去。今天的模型论、程序语言、万维网的语义技术、人工智能,都以他的工作为重要基础。
图灵的理论,回答的是什么能被机器计算、什么不能。它奠定了计算机科学。图灵后来又在1950年的论文里预先构想了人工智能,以及它可能带来的伦理难题(Turing, 1950)。我曾专门翻译过图灵的几篇论文,后面另有机会细讲。
图灵与美国工程师香农的工作,单独就可以开一门课。今天真正的传播学,信息论与现代传播技术已是几乎一切理论的地基(Shannon, 1948)。
二战与冷战的科技竞赛,让现代逻辑学迅速走进应用,地位也随之上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科学技术学科分类里,逻辑学的代码是“11”,排在第一位。在二十多个两位数领域中,排在最前的七个依次是逻辑学、数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中文网络常称之为“七大基础学科”(UNESCO, 1988)。
在我看来,其余学科多少都与人的存在有关,这七门所研究的对象,却独立于人而存在于自然。
许多国家的大学,把逻辑或批判性思维列为通识必修课。在中国,逻辑学却长期受批判、遭讥讽,逻辑教育缺席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也没有普及逻辑教育;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讲清楚的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在大众中普及都难。
2、调查与发言
举一个例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1930年的话,今天仍被广泛使用(毛泽东,1930)。
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有几个人有条件去做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只能成为主要史料,单凭口述,史学上的可信度确实有限。可我们能因此就说,这些零散的民间口述为假吗?
再按逻辑拆开这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能推出“有调查,就有发言权”吗?推不出来。历史也给了反例。
1957年鸣放期间,民主党派人士要求为肃反中的冤假错案平反,罗隆基还提议设立专门的平反委员会;更早的1954年,胡风写了三十万字的报告交给中央。这些难道不是调查?他们有发言权了吗?没有。随后的反右与胡风案,让大批人因言获罪,甚至丧命。
反过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倒是可以推出:凡有发言权的,必定做过调查。拿这一条去量掌权者,五十年代运动里“坏人约占百分之五”的估计,依这句话本身的逻辑,是需要调查来支撑的。这份调查并不存在。一句随口的估计层层下达,到了地方,就成了必须完成的指标。我在纪录片《毛泽东时代》里,会细讲这段历史。
3、因为所以
除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我们的学校也不教修辞逻辑,只教修辞技巧。
许多中国学生,直到准备雅思、托福的写作考试,才第一次接触修辞逻辑:观点、理由、例证、细节、反例、总结。这类考试不问你的观点是否为真理,只问你论证的结构是否成立。
中文说话,习惯“因为……所以……”“虽然……但是……”成对使用。英文的语法却不许“because”与“so”、“although”与“but”同句连用,一个连词就交代了全部关系。在我看来,中文这种成对的关联词,很容易把两件不相干的事并排串在一起,串上了,便以为有了因果。
2023年国庆期间,河南南阳的迷笛音乐节发生大规模失窃,报案的就有七十多起。有村民面对采访,大意是说:因为我以为东西没人要了,我看别人都来拿,所以我也来拿。
这句话有三处毛病。第一,“我以为”是主观的看法,不是在陈述事实。第二,别人都来拿,证明不了东西没人要,别人也可能在犯法。第三,这里的“所以”并不成立:东西没人要,就可以拿吗?法律并无此规定。倘若这位村民家门口放着的东西,我看见了就拿走,他第一个会喊抓贼,村里人也会骂我是外乡来的小偷。
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到鲁迅的《呐喊》,都试图描绘和解释这样一种社会(费孝通,1948)。无论它是怎样形成、怎样延续的,有一点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里,村镇的共识,高于成文的法律,也高于包括通俗伦理在内的种种道理。
更常见的,是拿一个观点去论证另一个观点。“中医是伟大的,因为中医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中医是落后的,因为中医治死了很多病人”。网上这两种对立的说法,都是观点论观点。
“伟大”与“落后”都是评价性的词,评价本身构不成事实。“很多”是多少?相对于什么?谁也没有定义。
有人说,这样较真太累,没有多少人有精力去查证。可这正是我们的舆论里糊涂话这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说话的人不对自己的话负责。有人宁可一天说一万句话,也不肯花一点时间查一句话是否靠谱,然后说自己没时间、太累。他们有时间,也有精力,只是不愿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负责。
4、西学东渐
逻辑学进入中国,其实很早。
明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1607年刊行。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锐角、钝角,这些今天中学生天天用的词,许多就出自二人的译笔。1631年,李之藻与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又译出《名理探》,介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我在纪录片《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哲学史》第四集《从河殇到王沪宁》里,有一段从明代讲到当代的通史,开头放的就是利玛窦与徐光启。没有他们,以及后来清代的李善兰,中国的数理逻辑思想不知还要晚多少年。1857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续译出《几何原本》后九卷,这部书才算完整。
可惜,明末的这点逻辑理性,很快便销声匿迹了。直到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朝廷派出留学生,中国人才重新发现,西方人已经熟练运用了两千多年的这门学问。
“逻辑”这个音译,一般认为出自严复,后经章士钊等人提倡而通行。严复译《穆勒名学》,1905年出版,后又译《名学浅说》(严复,1905)。近代史上,它还有过“名学”“辩学”“论理学”等译名,“论理学”是从日文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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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学之死 · 第一课 | 逻辑学是怎样在中国遭难的?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起
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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