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拉库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格林报告说:让同性恋游说者上门,与反对同性婚姻的选民聊上二十来分钟,选民的态度就会发生持久的转变。媒体争相报道,许多人相信,人心原来这么容易改变。
两位年轻的研究者,布鲁克曼和卡拉,被这项研究深深打动,想照着做一个后续实验。准备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原始数据里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据说承担调查的公司表示对这个项目毫不知情,数据的分布整齐得不像真的。2015年5月,他们与耶鲁大学的阿罗诺一起公开了自己的发现,格林随即要求撤稿,《科学》撤下了这篇论文。
两个年轻人没有被名校、名刊、名教授的光环吓住,而是去查了数据的来源。第八课讲的,就是这件事。
故事还没完。布鲁克曼和卡拉没有就此认定“说服别人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真正的实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让游说者上门,与选民进行约十分钟的谈话,话题是跨性别者的权利。谈话的方式很特别:游说者不讲大道理,而是请选民回忆一次自己被别人另眼相看的经历。三个月后回访,这些选民对跨性别者的态度仍然明显更友善(Broockman and Kalla, 2016)。
这个故事的两半,正好是这门课的两半。前十课学的是前一半:怎样识别一个站不住的说法,哪怕它出自名校和名刊。这最后一课学后一半:怎样搭一个站得住的说法,并且让它真正被人听进去。
1、先定争点
许多争论吵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双方争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古希腊修辞学家赫尔马戈拉斯提出过一套“争点”理论,经西塞罗、昆体良传入后世。古典的四类争点是事实、定义、性质、程序;今天的论辩教材多改作四层:事实之争,定义之争,价值之争,政策之争。
事实之争问的是:发生了什么?会发生什么?定义之争问的是:这件事算不算某某?价值之争问的是:这件事好不好、重要不重要?政策之争问的是:我们应当怎么做?政策之争需要把前三层串成一条链。
拿彩礼来试。事实层面:各地的彩礼实际是多少?高额彩礼与婚姻稳定、与家庭负债有没有关系?定义层面:彩礼是传统礼节,是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还是变相的买卖?《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文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2024年起施行的司法解释又对彩礼的认定与返还作了规定,法律在定义层面已经划了一些线。价值层面:婚姻里的财产安排,该由两家人自己决定,还是社会应当干预?政策层面:要不要立规矩限制彩礼的金额?
大多数关于彩礼的吵架,是一个人在吵价值,另一个人在吵事实,第三个人在吵政策,谁也没有回应谁。搭一个论证的第一步,是先说清楚:我这个论证,回答的是哪一层的问题。
2、立论六件
英国哲学家图尔敏1958年在《论证的使用》里,提出了一个比三段论更贴近日常的论证模型(Toulmin, 1958)。一个完整的论证有六个部件。
主张:你要别人相信什么。根据:你拿出的事实和数据。保证:为什么这些根据能支持这个主张,它往往就是第六课讲的那个看不见的前提。支援:为什么这个保证本身可信。限定:你的主张有多强,“一定”“很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五课讲的量词与模态词。反驳:在什么情形下,你的主张不成立,第七课讲的“什么情形算我错”。
用关税之争来搭一个。
主张:2025年以来美国加征的关税,大部分成本由美国国内的进口商与消费者承担,而非由外国承担。
根据:2018至2019年那一轮关税,多组经济学家用进口价格数据做的研究发现,关税几乎全部转嫁给了美国买方;2025年高盛等机构对新一轮关税的估算,也显示美国消费者承担的比例在上升。
保证:若外国出口商没有相应压低出厂价,关税就体现在美国的进口价格里,由美国买方支付。
支援:这是国际贸易理论里关于关税归宿的基本分析,与历史上其他国家关税的实证研究大体一致。
限定:大部分,而非全部;不同商品、不同国家之间差别很大;长期来看,比例可能变化。
反驳:若有证据表明外国出口商大幅降价,或美元大幅升值抵消了关税,这个结论就要修正。
这样搭出来的论证,与网上那句“关税全是美国人自己掏钱”相比,结论差不多,可它的每个部件都摆在了桌面上,别人可以逐一检查。说“大部分”而不说“全部”,看似气势弱了,其实更难被驳倒,第五课讲过,“全部”一个反例就倒。
3、让步
富兰克林在自传里讲过一件事。他年轻时很喜欢在辩论中咄咄逼人,后来发现,这样常常赢了道理,输了人心。于是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再说“当然”“毫无疑问”这类斩钉截铁的词,改说“我以为”“依我看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说,从此以后,别人更愿意听他说话;被人指出错误时,他也不那么难堪了,别人也更容易放弃自己的错误、转而赞同他(Franklin, 1868)。
一个好的论证,会主动承认它的边界:对方哪些地方说得对,哪些证据对自己不利,自己的结论在什么条件下会被推翻。这不是软弱,恰恰是自信。让步有三个好处:它让对方知道你在听,它让你的主张更精确,它让你在真正要坚持的地方更有分量。
在感情里也可以试一试:“你说得对,那件事我确实没做好。不过我想说一下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比起一句“那你说我哪里错了”,效果如何,读者可以自己回去验证。
让步也是政治里最难得的品质之一。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在明尼苏达州的一次集会上,一位支持者拿过话筒说,她不信任奥巴马,因为他是个阿拉伯人。麦凯恩拿回话筒,摇头说:不,女士,他是一个正派的、顾家的人,一个公民,我只是恰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和他意见不同。在同一场集会上,他早些时候说奥巴马是个正派的人,不必害怕他当总统,台下已有人嘘他。
中国也有一个经典的例子。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发言,面对各国在意识形态与制度上的巨大分歧,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后人概括为“求同存异”:先承认分歧存在,再寻找共同点。这四个字后来成了中国外交的常用语,它首先是一种论证的姿态。
4、辩而求真
吵架的目的是赢,辩论的目的是接近真相。吵架时,对方的错误是你的机会;辩论时,对方的错误是你们共同要处理的问题。吵架时,你最怕被对方说服;辩论时,被说服意味着你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这不是说辩论不能激烈。苏格拉底整天在雅典街头与人辩论,问得对方面红耳赤,可他的目的,是与对方一起弄清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申辩篇》里那句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说的就是这件事。
美国哲学家丹尼特在《直觉泵》里,转述了社会心理学家拉波波特的几条规则,教人怎样批评一个对手的观点(Dennett, 2013)。
先把对方的观点重说一遍,说得清楚、生动、公允,好到对方会说:“谢谢,我真希望自己也能这么表达。”再列出你同意对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并非人人都同意的地方。然后说出你从对方那里学到了什么。做完这三步,才开始反驳。
这看起来太费劲了。可对方听你复述完他的观点,发现你真懂他,又听你说出你们的共同点,他心里的戒备已经放下了一半。这时你再说“不过有一点我想不通”,他听得进去。
顺带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2010年,两位政治学者尼恩和雷弗勒发表过一项研究:给一些保守派读者看“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更正材料,部分人反而更相信伊拉克有这类武器了(Nyhan and Reifler, 2010)。这个“逆火效应”后来被广为传播,许多人由此认定,事实改变不了任何人。
可后来的大规模重复研究发现,逆火效应极其少见;在绝大多数议题上,人们看到更正以后,对事实的判断都会朝正确的方向移动,只是政治态度未必跟着变(Wood and Porter, 2019; Nyhan et al., 2020)。事实可以改变人对事实的看法,这一点不必悲观;立场与身份不会因为几条更正就移动,要动它们,需要的是时间、信任,以及布鲁克曼实验里那样的真正的交谈。
拉波波特规则之外,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办法:只问,不判。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把这门课的每一课都变成了问题。你说的这个词指什么?你说的是所有、多数,还是平均?从前提到结论,中间缺了哪一句?这个说法是谁说的,怎么知道的,还有谁证实?什么样的证据能让你改变看法?一连串问下来,对方常常自己就发现了问题,比你告诉他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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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学之死 · 第十一课 | 怎样吵一场有结果的架:从1993年狮城舌战,到你家的家族群
Angelo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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