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理性沉睡,心魔生焉》,1799

中国逻辑学之死

中国逻辑学之死 · 第九课 | 川粉和小粉红,为什么是同一种人:你为什么相信你相信的

2026 年 10 月 30 日·约 19 分钟阅读

把名字遮住,川粉、小粉红、白左、民运的推理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动机性推理、部落、从众、权威、情绪,讲清楚为什么聪明人也不讲逻辑,以及“男人理性,女人感性”这句话错在哪里。

2013年,耶鲁大学的卡汉和同事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一千多名美国成年人看一张表,问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Kahan et al., 2017)。

第一个版本是护肤霜。用了一种新护肤霜的病人里,皮疹好转的有二百二十三人,恶化的有七十五人;没用的病人里,好转的有一百零七人,恶化的有二十一人。问:这种护肤霜让皮疹更容易好转,还是更容易恶化?

许多人一看,用了的好转了二百二十三人,远多于一百零七人,就说有效。正确的做法是比比例:用了的,好转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五;没用的,约占百分之八十四。所以这种护肤霜反而让皮疹更容易恶化。这道题要稍微动点脑子,数学好的人答对率明显更高。

第二个版本,数字一模一样,只换了题目:护肤霜换成了一座城市有没有实施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的法律,皮疹好转或恶化换成了犯罪率下降或上升。控枪,是美国政治里最能区分左右的议题之一。

结果令人吃惊。正确答案对受试者的政治立场有利时,数学好的人答对率很高;正确答案与他们的立场相反时,数学好的人答对率大幅下降。更令人吃惊的是,数学越好的人,左右两派之间的答对率差距反而越大。这一点后来有争议:2023年一项样本更具代表性的重复研究,仍看到立场对判断的影响,却没有发现数学能力会放大分歧(Stagnaro, Tappin and Rand, 2023)。

同一张表,同一道算术,换了一个题目,聪明人就不会算了。

前几课讲的是词、句、推理、证据,都是对着话去的。这一课对着人去: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为什么立场相反的两群人,推理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为什么聪明人也不讲逻辑?你为什么相信你相信的?

1、律师与法官

美国心理学家海特打过一个比方:人的理性,大多数时候不像法官,而像律师(Haidt, 2012)。法官先听证据,再下判决;律师先拿到委托人的立场,再去找对这个立场有利的证据。

这种先有答案、再找理由的思维,叫动机性推理。它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感觉起来完全不像偏见。你在找证据,在推理,在引用数据,每一步都像是在讲道理,只是对两边的证据,用的是两套标准。

心理学家吉洛维奇说得透彻:遇到支持自己的证据,人问的是“我可以相信吗”,只要找到一点理由,就信了;遇到反对自己的证据,人问的是“我必须相信吗”,只要找到一点漏洞,就不信了(Gilovich, 1991)。一个人对两边的证据用的是不是同一个问句,就是检验他有没有在动机性推理的试金石。

1979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们找来两组学生,一组支持死刑,一组反对死刑,让他们读两份虚构的研究报告,一份说死刑能减少犯罪,一份说不能(Lord, Ross and Lepper, 1979)。

按理说,读完一份支持、一份反对的证据,两边都该变得温和一些。结果恰恰相反:支持死刑的人觉得支持的那份设计严谨,反对的那份漏洞百出;反对死刑的人正好倒过来。读完以后,两边都比原来更确信了。

这就是确认偏误:人会主动寻找、更容易记住、更愿意相信支持自己的信息,同时对不利的信息格外挑剔。今天的算法把这个毛病放大了一百倍:你点过一条“美国要完了”,它就再推给你十条。

第七课说,会思考的人听到一个判断,第一反应应是去找反例。现在可以明白这有多难了:人的本能,是去找正例。

1954年,美国芝加哥有一位家庭主妇宣称收到了外星人的信息:12月21日,一场大洪水将毁灭世界,只有信徒会在前一天午夜被飞碟接走。一群信徒辞了工作、卖了财产,聚在她家里等。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和同事化名混了进去,在里面观察(Festinger, Riecken and Schachter, 1956)。

午夜到了,飞碟没来。天亮了,洪水也没来。按常理,信徒们该醒悟了吧?没有。几个小时后,这位主妇宣布收到了新的信息:因为这群信徒的虔诚,上帝决定拯救世界。信徒们非但没有散去,反而第一次开始主动联系报社,四处传教。这是费斯汀格等人书中的讲法。2025年,有学者查阅费斯汀格的档案,指出这群人在预言落空之前就已在主动宣传,研究者本人也曾介入其中(Kelly, 2025)。这个经典故事,远没有书里讲的那么干净。

费斯汀格把这叫作认知失调:一个人投入了大量的信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往往不会放弃信念,而会重新解释现实,甚至更狂热地坚持,因为承认错误的代价太大了。

伊朗战争里三派最自信的预测,几乎都没有应验。预测落空之后,各派做了什么?大多数人并没有说“我错了”,而是说:政权没垮,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没撤,是在硬撑;油价没回落,是有人在操纵。

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类似的时刻。一只股票跌了一半,你说“我是长期投资”;一段感情已经很糟,你说“谁家没点矛盾”;买了一个很贵却不好用的东西,你会花更多的时间说服自己它其实挺好。

许多人以为,只要书读得够多、智商够高,就不会犯这些错。卡汉的实验提示,数学好并不能让人免于立场的扭曲。长期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诺维奇的研究也发现,智力高低与“我方偏差”的强弱几乎没有关系(Stanovich, 2021)。

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许多学历很高的人,也会深陷阴谋论或极端立场?恰恰因为他们足够聪明,能为任何结论搭起一套看似严丝合缝的论证。聪明给了他们更好的律师,没有给他们更好的法官。

动机性推理还有一个近亲,叫一厢情愿,逻辑学上也叫诉诸后果:因为一个结论的后果让人难以接受,就认定它是假的。“如果气候变暖是真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得大改,所以它不可能是真的。”“如果那段历史是真的,我们的国家就太可怕了,所以那一定是境外势力编的。”结论的后果好不好,与结论真不真,是两回事。

古人对此早有察觉。两千多年前,荀子在《解蔽》里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人的毛病,在于被某一个角落遮住了眼睛,看不见全局。四百年前,培根在《新工具》里写道:人的理解力一旦采纳了一种意见,便会牵引一切别的事物来支持它、附和它(Bacon, 1620)。东西方两位先贤,相隔近两千年,说的是同一件事。

2、党同伐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英国心理学家泰弗尔做过一个实验。他给英国布里斯托尔一所学校里十四五岁的男孩们看两位画家的作品,一位是克利,一位是康定斯基,问他们更喜欢哪一幅。然后告诉他们:你属于“克利组”或者“康定斯基组”,其实分组是随机的。

接着让每个男孩给其他人分配一点小钱。结果,男孩们明显偏向自己组的人,哪怕他们根本不知道同组的还有谁,哪怕这个组是因为一幅画、甚至是随机分出来的(Tajfel et al., 1971)。

一幅画就能让人分出“我们”与“他们”,国籍、性别、政党、地域,就更不必说了。人在漫长的部落生活里,演化出了一种强大的本能:保护自己人,警惕外人。这种本能在部落时代救过命,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却成了推理的头号敌人。

看看中文舆论场里最常见的几个部落。先说明,这里不评判哪个部落的立场对,立场里有价值判断,那是另一层的问题。这里只看它们的推理方式。

川粉,中文世界里的川普支持者。在他们眼里,川普做的每件事背后都有深谋远虑;坏消息都是“假新闻”,是“深层政府”的阴谋;川普改变立场,叫“下大棋”。

小粉红,网络上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国家的成就都证明了制度的优越,国家的问题都是境外势力的抹黑;外国的坏消息说明“西方要完”,国内的坏消息是“个别现象”。

白左,中文网络对西方进步主义者的称呼。在他们眼里,任何对移民政策、对少数群体问题的批评,都可能是歧视;对自己叙事不利的数据,就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不能简单地看”。

海外民运与反共圈子。在他们眼里,中国的任何问题都是体制的必然,中国的任何成就都是造假或代价;中国崩溃永远“就在眼前”;不够反共的人,是“大外宣”“五毛”。

把名字遮住,这四段话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对自己人的证据,问“我可以相信吗”;对对方的证据,问“我必须相信吗”;自己这边的坏消息是例外,对方的坏消息是本质;对方的好消息是假的,自己的好消息是规律。

最讽刺的是,这四个部落都觉得自己是少数清醒的人,别人都被洗脑了。海外华人的圈子里,这四个部落的人多半都见过,说不定就在你身边,说不定就是你自己。他们在立场上势不两立,在思维方式上,却是失散多年的兄弟。

部落立场甚至能决定生死。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疫苗与口罩很快成了党派符号。2023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两党登记选民的超额死亡率:疫苗对所有成年人开放之后,共和党选民的超额死亡率比民主党选民高出约百分之四十三,而在疫苗出现之前,两党的差距要小得多(Wallace, Goldsmith-Pinkham and Schwartz, 2023)。研究者认为,接种率的党派差异可能是原因之一。

中文世界也有自己的版本。疫情期间,有人认定外国疫苗不可靠,有人认定国产疫苗没有用,判断一种疫苗好坏,看的常常是它来自哪个国家,临床数据倒在其次。病毒不看护照,也不看立场。

部落对判断的影响,可以被精确地测量出来。美国密歇根大学每个月调查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2024年11月川普当选以后,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9月的约五十,跳到12月的将近八十二;民主党人的,则从10月的九十一,跌到12月的七十一。短短两三个月里,美国经济本身并没有剧变,物价、就业、工资还是那些数字,变的只是谁赢了选举。

这也不是川普时代才有的现象,过去几次白宫换党,类似的翻转都出现过,只是方向相反。连“经济好不好”这样看似纯粹的事实问题,人的判断都会随着自己的部落是否掌权而变化。中文世界里也一样:同一个经济数据,有人看出“风景这边独好”,有人看出“崩溃前夜”。

美国法学家桑斯坦提出过一个后来在中文网络上流行的概念,叫“信息茧房”:人只接触自己感兴趣、自己认同的信息,久而久之,便像蚕一样,把自己包在一个茧里(Sunstein, 2006)。

海外华人的处境更特别,常常住在两个茧房的夹缝里。一边是微信群和中文短视频,一边是当地的英文媒体。有人只看前者,生活在一个比国内还要“国内”的舆论场里;有人只看后者,对中文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一无所知。能两边都看、又不被任何一边裹走的人,其实不多。

3、随众

1951年,美国心理学家阿希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实验。他给受试者看一条标准线段,再看三条比较线段,问哪一条与标准线一样长。答案一眼就能看出来,单独做时几乎没有人答错。

可在实验里,受试者旁边坐着七到九个“托儿”,事先被安排好,故意一致地给出错误答案。结果,约四分之三的受试者至少有一次跟着大家答错;在所有关键回合里,约三分之一的回答跟着群体的错误答案走(Asch, 1956)。

一条线段的长度,没有任何利益,没有任何危险,人尚且会为了不与群体唱反调,说出明知是错的答案。在政治问题上,在一个说错话可能丢工作、被网暴、被约谈的环境里,这种压力要大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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